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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赵来:建农会和土地民营化:破解三农困境的制度选择

作者:宋赵来  时间:2011-04-25   浏览次数:0

  在当代中国,农民是制度体系中的二等公民,没有与城市公民平等的国民待遇,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相对低下。而相对于国家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的实际行为往往不与农民的意愿保持一致,而政府由于财政、组织、暴力的和特有的权威在所有社会力量中最为强大。私营企业主等资本阶层、金融部门、工业部门既有的组织力量强大,加上与政府非法或合法所建立的密切关系,使农民需要面对异常强大的力量。在当前,特有的全国工商联、各种企业家协会、央行和各国有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政府为追求GDP的增长,吸引外来投资而倾向的资本大户,以及商业工业金融部门为追求利润而向官员行贿背后建立的特有利益关联,更加剧了力量的不平衡性。

  农民数量众多,但由于分散、缺乏组织、没有形成合力,而在与其它社会集团的对话中没有平等的对话能力,更没有进一步的对话的实力。农民上访、示威、游行、冲击政府、大规模的抗争又没有合法性,使农民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往往即使达到了目的,代价也是惨重的。而政府等社会集团由于没有及时获取农民利益诉求,及时化解矛盾,酿成重大的风波后虽然依靠谈判或国家赋予的暴力取得了稳定,但也往往极大地损害了干群、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民意资源大量流失,政治危害极大。力量的不对称使农民经常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群体。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私营业主大量违法强行征农民地,任意加重农民负担,经营自主权随意改变、民主权利得不到保证等方面都体现了农民没有受到充分保障的问题。

  农会不仅清末、民国、大革命时期有,在“文革”时期也有,而且国外也有农会组织。虽然性质和作用不尽相同,但从历史上看有总比没有更能维护农民的利益。

  建立一个代表9亿农民的农会,使他们有一个组织化、秩序化、合法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必将更直接更独立代表农民利益,增强与其它社会集团的对话能力,有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消极面,降低社会对话成本、化解社会矛盾积累,也能架起政府与农民的桥梁,进行更充分更直接的信息反馈,使决策更能兼顾社会公平,更有利于官员决策的科学性与均衡性,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也会减少中央政策的执行在基层的阻力,建立有力有效地监督机制和均衡力量。

  在当前,由于农民负担沉重引发的多个省区的大规模抗争活动已经走向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化。他们组织各种“减负委员会”、“减负组”等自发组成的农民利益组织,选举30--40岁的有知识有威望的农民领袖,提出以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实行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解放现代农民”,甚至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公开与当地政府和军警对抗,冲击政府、扣压领导人,规模几千至几万人不等,并有不断蔓延的趋势。面对农民的有组织抗争,基层政权很多采用非常的手段以其不合法为由打击、镇压。农民领袖也被铺关压,结果在农民中间埋下了更深的复仇心理和报复欲望,这种冒险一旦遇到有利时机将会再度爆发,结果将会更加混乱。作为明智之举、与其在不合法情况下让其铤而走险组织农会,倒不如赋予合法身份更为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农村当前出现了不少经济性质的组织,为农民和农业提供不少服务和支持,但是这些组织是一个经济组织,主要是为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权利。而农会则主要是为了保障农民的政治法律社会等方面的权利,这在目前农村正是亟待加强的领域,而且农会由于非赢利性,直接代表农民在提供真实市场信息、组织跨村的大规模生产方面具有相对其它组织的比较优势。

   土地民营化

   建国后,国家消灭了“地主”,土地逐步公有,“文革”时期更是走到了“极端”---完全的一大二公。

  但是,由于当时土地关系脱离了农业生产的特殊规律,农村的贫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减弱了对农民的控制,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整体上改变了农民生活,农民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

  可是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仍然改变,国家和集体仍是土地的所有者,这成为农村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历史证明“消灭”地主与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没有必然联系,苏联建国后七十多年没有解决农业落后问题,新中国以后20多年的农村落后和贫困,朝鲜依然实行农村土地国家经营引发的大饥荒和大量难民逃亡中国东北。都验证了这一点。

  第一、土地现在仍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很多农民还是依靠土地维持基本生产,土地在农村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实政情况是,仅仅依靠农业还不能明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因为农业的附加值还是比较低,农业不如从事其它行业利润高,但是农民又没有从事其它行业的一资本,而土地所有权解决了,就会为农民提供充足的资本。而且农民成为土地真正所有者,也会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真正体现了农民是土地的真正的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农村的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从几十年的发展看,只是理论上的而实际恰恰相反。

  第二、由于土地属国家集体所有,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为土地腐败埋下了祸根,他们掌握着土地实际控制权,在土地征用补偿中,农民收益最小,在现有土地收益分配框架下,农民仅得5--10%,村一级得20--35%,各级政府得60--70%。土地腐败成为当前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农民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

  第三、土地关系不稳定,导致土地利用率比较低、短期行为非常普遍。这既不利农村的规模化经营,推进大规模机械化经营,也无法更有效的阻止农村土地面积缩减。

  第四、土地私有化目前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最终选择,为土地要素市场形成提供了必要基础,也会以高于目前的市场价格自由买卖,更接近与实际价值。

  第五;土地的公有,不可避免甚至是控制人身自由和排斥民主的同义词,只有土地私有化了,才会更有助于民主社会的纵深发展。

土地民营化将是继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后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性突破的重大革命。它必将对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也将根本推进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根本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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