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赵来:中国反腐亟待破解监督重大缺陷

作者:宋赵来  时间:2013-12-20   浏览次数:0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力的监督更易导致腐败,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既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是近年来腐败猖獗的深刻教训。

  人大是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最高权力,人大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对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的监督。

  目前人大制度越来越完善,监督机制越来越健全,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人大离真正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仍有较大的差距,离宪法赋予的权限和地位仍有一定的距离,仍然缺乏必要的政治资源、程序和权力配置加以保障。

  作为监督的主体,人大代表作用不可替代,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人大代表监督的意识和动力也直接关系到监督的效果。

  政协委员倪萍接受采访,被问及是否行使过否定的权利,她回答:“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其理由光明正大,因为“我是(考虑)国家利益的,我热爱这个国家”。她的议政原则是“不添乱”。而另一位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申纪兰,更是超过倪萍,创下了了不起的记录。从1954年的第一届人代会到第十一届人代会,五十多年来,一次反对票没投过。国家事务千头万绪,成就伟大,但是挑战和弊端也是不少,甚至很多更是非常严峻,但是这位代表竟然一个没看出来,真不知道是真没看见国家的挑战,还是故意装糊涂,怕丢了人大代表带来的光环和利益,还是缺乏知识和能力没有履职的能力。如果人大代表如此履职,纯属严重失职,根本不具备一个人大代表的资格,应该清除出人大队伍。

  而作为监督机关,不应出现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但是现实是人大代表中中官员比例太高。据统计,人大代表中各级官员比例占70%左右。而科学的监督,不应出现交集,都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就是有一名官员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不科学的。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农民比例较低,而且是从很高的比例下降很多。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五届至十届全国人代表相关数据发现,自五届人大以来,工人农民成分逐年递减,从1655人减少到551人。而与此对应是精英人士剧增,比例越来越大。

  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认为,十一届全国人大扩大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增加农民工代表的举措开了个好头,应该保持这一势头,将工人、农民、服务业代表的代表比例继续提高。

  而高官代表,虽然名义上和其他代表权利和地位是平等的,但是潜规则却是不平等的。由此衍化出很多非官员代表言不由衷或歌功颂德,结果权势集团主导了会议,而弱势集团发声缺失,假借人民代表身份强奸人民意志和损害公民利益。

  而作为日常机构的人大常委会,由于基本上都是退休官员构成,由此导致级别观念作怪,地位无法平等,异化为普通人大代表的领导机构,而人大会议的所有议程和话题,基本上也有此产生,那些可以列入议程,那些不可以讨论,都是人大常委会来安排。

  党委在人大都是常设机构,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人大是最大的民主机构,二者关系如何协调如何破解由此产生。

  而代表人数以全国人大为例,3000人左右,人数太多,没有足够的时间发言和商讨,应大幅降低。同时要做到专业化和专职化,很多代表根本没有能力,如体育明星、影星和歌星。而人大代表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兼职也要取消,专业做好人大代表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在百忙之中兼职了。

  而人大一年只开一次会,会期也就10来天,而要想商讨国家大事,一年一次显然不合理,应多开几次,遇到紧急情况,更要及时召开,会期也要要延长,尤其像国家预算,时间短了,根本无法做好。

  管好钱袋子,是人大重要职能之一。

  现行《预算法》是1994年通过的,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但是当时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对什么是预算制度还所知甚少,因此《预算法》在其实施之后很快就暴露出诸多问题,如年底突击花钱、地方政府无节制举债、政府随意更改预算、大量预算外收支、预算编制过于粗放、预算不公开、人大审议和监督预算走过场,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严重不匹配等。1995年至今已经有18年时间了,修改《预算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非常清楚,但是修改《预算法》却步履维艰,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预算外资金数量大,全国每年大概是3000亿元到4000亿元,成为不受监管的灰色地带。国家人口计生委在2002年颁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规定,违规超生的公民,要向计生部门缴纳社会抚养费,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但是全国这一费用每年的征收总额为200亿元左右,如此巨额的费用竟然不知去向,最终流向不明。

  国务院各部和两高,都是人大产生,接受询问、质询、问责和罢免,是人大的职权,但是现实情况是没有形成常态化,即便有官员被人大免职,也都属贪腐后的“事后追认”。

  中央军委和组成人员由人大选举和决定产生,自然应接受人大的监督,对人大负责并作工作报告,人民军队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但事实上几十年并非如此。

  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腐败被日前证实。2013年8月1日14时,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做客强国论坛,以“加强作风建设和推进军队改革”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公方彬透露,谷俊山(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及其前任犯罪,连续两个军队高官出现犯罪,老百姓不满意。腐败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但是老百姓对军队的要求更高,你是打仗的,国家安全寄托于一身,你这里出了问题怎么打仗。罗源少将5月份也表示,不可否认,军队现在存在着一些腐败问题,我认为腐败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中国军方学者曾写的一本书书叫《解放军为什么能赢》,其中就提出腐败是中国军队目前最大的敌人。

  作为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整治军队无疑是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政以后所实施的其中一个最主要议程。

  此前的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腐败也被严惩。王守业,河南叶县人,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2001年8月—2006年3月),军衔中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在2006年5月10日,王守业63岁时因贪污一亿六千万元人民币,包养五名情妇,在接到其包养的情妇蒋某的举报信后被中央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他是解放军目前为止公布贪污赃款数额最高且职务最高的军官。

  据了解,王守业的违法乱纪行为,主要发生在1995年至2001年,其执掌总后基建营房部大权期间。该部门主要负责军队的营房、港口、机关等基础设施建设,实际财权很大。王守业的一位下属甚至听到他抱怨,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后,自己的实权似乎不如以前。

  在总后期间,王守业全面负责全军第三代营房的改造工作。同一时期,以建立住房补贴制度为核心的军队房改工程也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开始实行。

  王守业曾在接受《解放军报》采访时称,如果全军在1999年全部兑现住房补贴,一次性动用资金就达数百亿元。据了解,该补贴覆盖了全军70%以上的人员和90%的地区。

  庞大的资金量、部队崭新的用房改革政策,让王守业有空子可钻。加上“部队的招投标较其他公用建筑的招投标制度相对宽松,有时会以涉及军队机密或军备等原因,采取邀请招标或议标的方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仍采取由领导说了算的发包方式”。大权独揽的王守业更是对签字环节特别在意,除了自己,谁说话都不能算数。如此一来,身为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他对巨额资金、资产的调配权变得格外巨大,他本人也成为许多建筑承包商的进攻对象。

  上面两位稿高级将领由于位高权重,影响和知名度很大。

  军队中的腐败案一般只限于体系内查处、传达,很少对外公开。职务较低的就一下几起。

  1978年至1999年,海军方面共查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性腐败案件375起,涉案人员达468人。

  1993年,海军装备部某部参谋胡安平挪用部队装备经费2580万元,个人从中非法获取“利息款”和“利息补差”14万元,并在办理相关业务过程中,受贿4万元。案发后,胡安平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996年1月,第三十八集团军政治委员邵松高,因贪污受贿被免职,后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1997年,东海舰队航空兵资金结算中心原主任韩永江,以中心名义非法向社会吸储,金额达2亿多元,引起军委首长高度关注。

  虽然军队内部的腐败很少对外披露,但是从种种迹象表明,军队内部的腐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经济市场化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由此对军队也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军队的商业化特征逐步加重。

  军队不是商业机构,军队的职责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是为国家安全和人民服务的。如果军队经商,公共性质将于商业性质产生激烈的冲突,甚至酿成兵变。红色高棉军队经商的教训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当前军队腐败非常突出的问题是经济腐败,军队仍然继续经商。1998年7月,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江泽民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决定。他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江泽民还进一步要求军队为社会树立榜样。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胡锦涛具体负责实施,当时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但是不无遗憾的,做的并不彻底。大量的军事用地与地方机构及房地产商合作,军队从中谋取巨大利益,其中的腐败也令人震惊,谷俊山就是典型的代表。

  反对军队的经济腐败,仍然需要乘胜追击,务求彻底,军队只能由财政供养。

  随后中央军委出台反腐新举措,下令全面清查解放军房地产资源。

  《解放军报》6月21日报道,全军基本建设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20日在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主持会议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克石说,此次普查的目的是“把建设行为和管理秩序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在普查后将建立基建营房基础数据库。

  此次普查将覆盖军内的所有项目,并最终把普查结果用于制定预算和控制成本。

  解放军此前已下令,不得擅自转让军队房地产。但分析人士说,房地产交易仍然是腐败的主要根源。

  当时有报道说,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因把军用土地卖给开发商而接受调查。而谷俊山的弟弟谷献军以及张涛等人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展开网上追逃。

  现年41岁的谷献军,河南省濮阳市东白仓村人,曾任东白仓村支书。谷献军当村支书的十年,也是谷俊山从济南军区到总后勤部平步青云的十年。

  成立于2007年11月6日的容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容金公司),由谷献军担任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容金公司成立前五个月,谷俊山出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

  容金公司2007年11月注册,次年获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资质。之后短短几年,容金公司如濮阳地产界的一匹黑马,蹿升为一线地产企业。

  2011年底,谷俊山被调查。谷献军在家过完2012年农历腊月三十,大年初一即匆匆出走,之后再没回来。

  上海政法学院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所长倪乐雄说,一些军官通过转售以优惠价购买的房地产发了大财。退役上校、军事评论员岳刚说,缺少数据库意味着军队难以对军官收取回扣、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转让军队房地产的行为进行检查。“建立数据库和评估军队房地产是消除擅自转让的第一步”。

  另一腐败是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

  日前《解放举报》痛批解放军王牌部队演习成绩掺水 ,首长要求重演。在陆军第47集团军某旅组织实兵演练的场景上。兰州军区王牌部队第47集团军被指为提高坦克在沙尘滚滚的演习现场瞄准精确度,悄悄在射击跑道上洒水灭尘,又在构筑野战工事时降低标准,更提前将射击目标阵地位置及距离标记出来,以期「百发百中」。由于戈壁滩上炎热干燥,坦克快速行进时常常扬起厚厚的沙尘,影响瞄准。为了便于观察,该营悄悄在射击跑道上洒水。旅领导严肃批评,要求他们重新考核。

  见微知著。该旅领导深入了解发现,类似情况还不少。首长机关战术作业中,部分机关干部照搬照抄编脚本,照本宣科念台词,研究问题走程序。有的单位在射击前提前标记阵地位置、测算距离,让老射手打、不让新兵上;构筑野战工事时随意降低标准和难度,把功夫下在平整沟壕上……

  有的单位训练只是运用电台进行了简单的沟通联络,却要说成“复杂电磁环境下”;有的课目明明与信息化关系不大,非要说是在“信息化条件下”进行……“以我们现在的条件,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很困难,没有必要夸大其词!”

  这非解放军首次在演习中被踢爆「造假」。《解放军报》去年底报道,南京军区一集团军合成营对抗前,一名营长透过关系找到以电磁干扰能力强著称的对手旅长,游说他:「这次您就高抬贵手,电磁干扰『意思意思』吧。」此外,二炮部队下属一王牌导弹旅亦曾被指多次在训练演习中弄虚作假,未把演练当实战。

  此后,解放军报报道: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军队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还禁酒令、禁用豪车、下联当兵等等。

  而军队弄虚作假、官僚主义,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等腐败也是非常突出。

  整治军队的腐败,作为军队的授权机关,人大的监督还是一个禁区。而人大的监督一旦开展起来,军队透明化程度将大福提高,最应负责的监督主体真正担负起监督职责,相信对军队惩治腐败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

  200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该法已于2007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至今已有多年。 从多年的实践看,它有力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丰富了法律体系,在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只是小监督法,不是大监督法,这个监督法仅限于常委会监督,而不无所不抱的监督法,先天严重不足。而且从人大层面要出台的监督法律看 ,人大对常委会监督没有涉及,而人大是最有监督权力的,因为人大常委会是派生的。人大各专门委员的监督权也没有涉及,因为它与常委会地位是平等的。对军队的监督是更敏感的监督,在中国还是空白,对预算监督还比较软,对政府债务、预算外资金、非税收收入监督法没有规定,对垂直机构也没列入,垂直机构不能游离于监督之外,而上面的很多领域都是腐败的重灾区。

  现有制度监督效果太差,有的制度比如弹劾、质询、罢免,否决在现有条件下有时不能、不敢、也不会使用,一些制度形同虚设。各级人大有弹劾的职能,但是在目前体制和环境下,几乎不会被行使。因为人事大权掌握在组织部门手里,而不在政府手里,而人大要罢免也需要纪检监察部门的配合,首先需要由他们的提议才能行使,如此机构设计和权力运作,人大监督职能被严重削弱了。当前行政问责已经从2003年非典以来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现象,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成效,但是也存在少问题,比如问责内容较为狭窄、问责主体应该拓宽、权责模糊不清、主观随意性大、甚至包庇和从轻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有权罢免村委会成员有尤其是权力最大村主任,但很多农民竟然都不知道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即使知道了,也很难行使,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民主的训练,而且上级政府出于习惯和体制的考虑也非常不支持。

  目前反腐体制内的监督必不可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体制的监督由于利益错综复杂和盘根错节,效果并不明显。因此体制外的异体监督非常必要,更需要大力加强。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开篇就讲了这样的话,“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其实对党的监督比对党员的监督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性。而最能做到这一点当属各民主党派。但是现在很多人对8个民主党派竟然毫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难以说清,由此可见民主党派的监督非常不理想。

  作为人民监督的重要途径和形式,信访制度早就设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信访制度弊端丛生,监督效果非常有限。

  对信访制度最大的讽刺当属信访局长下跪上访。据报道福建省寿宁县原信访局长柳乃华,做了10年的信访局长,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退休后也会走上上访之路,而且是下跪求助——他的女儿在厦门突然坠楼身亡,他认为女儿是被人杀害,但警方认为是自杀。柳乃华等人对此很不满,随后到厦门市政府等单位下跪上访。普通百姓上访不是新鲜事,但是作为以为局长,当然作为公民上访也是他的公民权利,但是曾经的接待局长今天竟然成为体系的受害者,这让一般上访的群众情何以堪?

  信访大军屡禁不绝,信访人数居高不下,这样的现象西方没有,并不是说西方社会没有大量矛盾,只有中国有,而是西方社会民主法治健全,人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障,权力受到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不是权大于法,而是恰恰相反,很多矛盾而纠纷都看能及时公正司法审判和化解。

  而中国在某些地方和部门公权力肆意妄为,无法无天,官员专横跋扈,公然践踏正义和人权,结果酿成了大量的矛盾和纠纷,腐败丑闻不断,很多都是非常明显的冤假错案。所以民主法治不健全,权力大于权力,才是信访的根源。

  现在的信访走的是行政途径,希望上级和青天大老爷能匡扶正义,救民于水火,但是行政途径解决问题不现实的。因为信访机构不是职能部门,他只是中转机构和协调机构,最还是要转到党政职能部门解决,所以没有权威性和解决矛盾的资源。

  而且信访只能是越级上访才能解决我问题,因为只有上级才会对下级有监督和制约,才会解决解决在本级无法公正解决的问题,打破官僚主义的障碍。

  但是寄希望于上级解决问题,从精力和时间上上级政府面对大量的地方政府,是无力处理这些问题的,不可能调查每一件事情。

  而且现在官场历来有官官相护的习气,上级官员很多时候不愿得罪官场同僚,很多事情来回推诿扯皮,最后不了了之。

  很多信访机构负责人非常干脆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哄骗拖,其他我们也干不了。

  而且信访机构众多,臃肿懒散,干不了多少事情,这与精简政府机构、建设廉价政府的大方向不符。

  我们现在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应该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重要最终的底线和准绳,信访制度寄希望于行政机构和长官意志,是完全于法治国家背道而驰的。

  信访制度没有必要存在下去,理应废除。

  应对之策在于权力自下而上授予,权力受到约束和制衡,保证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才是中国解决矛盾和惩治腐败一条可行性选择。

  《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指出,“在鼓励公民举报腐败案件的同时,国家重视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中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都对保护举报人作了明确规定,对举报人的有关情况予以保密,严禁泄露举报人身份或者将举报材料、举报人情况透露给被举报单位、被举报人,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进行惩处。”

  但是这些都是非常零散的规定,不成制度体系,所以应该建立完备的举报权利保护体系,同时过于原则和抽象,不利于操作。没有从法律层面出台《举报法》,成为一个致命的法律遗漏。

  而且现实执行中打击报复和泄露举报人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祸及全家,几近灭门。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同样据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公开的打击报复也代价不小,令举报人心有余悸。2009年,河南灵宝青年王帅在网上发帖《灵宝老农抗旱绝招》,揭发家乡政府违法占地搞工业园区建设,当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为名在上海将王帅抓获并刑拘。

  尽管这起轰动全国的“王帅发帖事件”最终以灵宝市委、市政府承认公安机关执法有过错,并将相关征地的补偿标准按每亩2.89万元的新标准给予补偿,王帅也拿到783.93元的国家赔偿。但是,王帅说“再也不做举报的事了,因为代价太大。有媒体曾报道,王帅后来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因为这件事。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控申处检察官罗守梁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所谓“隐性打击报复”,是指除明目张胆地以违法手段侮辱、伤害举报人外,借“合法”手段实施的打击报复行为,特别是那些拥有“人事调配权”的被举报人,往往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对举报人做出职务任命上的“调”、“降”、“停”、“撤”决定,或者对其提拔实施“关”、“卡”、“压”等决定。

  所以在当前匿名和署名举报,应该一视同仁,因为被泄密的从实际看确实不少,虽然不乏不实和造谣,但是这毕竟应该是少数,而且和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相比,二者权衡不应优先考虑署名举报。

  资料显示。我国台湾地区2000年通过了《制定证人保护法》。这些法律对证人相关保护的规定非常详尽,不仅规定了对证人的保护(包括人身、财产、亲属保护),还有对证人的补偿规定(如误工工资和相关费用的补偿),以及对证人的豁免权制度(如对配偶、亲属、亲近关系的起诉,证人有权拒绝出证)等等。香港在《证人保护条例》没有制定之前,署名举报只有30%左右,由于《证人保护条例》的有力法律保护和强势独立的反腐败部门的存在,香港公众署名举报不断上升。

  “查办案件千千万,查处贪官万万千。追究领导用人失察的责任没有?没有。”

  因为在公开报道上几乎还找不出单纯因为用人和监督管理责任被追究处理的典型。回首当年,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后,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河北省长杨秀峰分别代表省委、省政府作的检讨,被公开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妻子弓彤轩的《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也同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再看一看现在,真是别样滋味。

  从另一个视角我们可以说细节决定成败,而反腐败同样如此。再宏大的制度设计,如果没有成功的细节去执行和配套,估计也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3年4月以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等主要网站推出网络监督专区,统一标注“欢迎监督,如实举报”。在知名网站显著位置推出举报专区,举措新颖,虽然还是原来的举报途径,但是效果却非常显著。据了解,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等五部门官方举报网站日均浏览量增加了2倍多,网民举报数量和举报受理数量增加近1倍。

  像这样的具体措施如果多出台,相信反腐事业会迅速推进。

  而与此相关的媒体监督在当前已经非常重要,更必不可少了。

  但是媒体监督虽然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体制性的弊端亟待破解。

  如果我们翻阅近几十年来的腐败案件,无论是程维高案件、刘方仁案件到今天的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案件,再到政治局级别的陈良宇和薄熙来,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跃然纸上,无论他们在当地如何臭名远扬和劣迹斑斑,没有案发前,当地的任何一家媒体包括电视台和报纸,全部是歌功颂德的吹捧之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媒体全部处于非独立地位,全部沦为权力的附庸,而最重要 的《出版法》 《新闻法》等舆论监督方面的法律竟然长期没有出台,人治大于法治。马克思说:“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东西在一个国家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

  虽然传统媒体不尽如人意,但是网络媒体却大显身手,在反腐当中成为一股迅速崛起的力量。十八大前后后,陕西“表叔”杨达才、雷政富、郑北泉、周伟思、单增德、吴红、郑州“房妹”、陕西“房姐”等公职人员相继因网络曝光引发强烈关注和反响而迅速被立案调查或被免职。微博、论坛和博客正成为网络反腐的主要手段。

  但是另一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对比网络上海量的举报信息,大多数则是迅速消沉无果而终,无人处理。而如何将网络反腐制度化法治化将是未来的重点。

  网络反腐,国外很少,而国内很多,原因在于体制内的渠道不畅,无法满足需求,比如现在的举报信访很多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将网络反腐和体制反腐败规范化制度化是过去的一个盲区,今后应尽快完善有效对接,效果将会更为突出。

  上级对下级监督太远。下级力图博得上级的赏识,或者建立权力关系时本来就是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或者监督的主观随意性使得主观上的监督力度弱化,客观上是少数上级对多数下级的监督,数量的悬殊和空间距离的拉大,都有可能使上级对下级处于监督虚置状态。

  下级对上级监督更难。曾经担任安徽前副省长的王怀忠对现行干部和权力体制有深刻的认识。那就是上面说了解,只要上面高兴,下面就会到重视和提拨。由于权力重心在上级,上级决定下级的事务,在这样的体制下,指望下级监督上级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下级监督上级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的措施,监督的效果也不理想。

  “一把手”和高官监最难。“一把手”在本单作和本地区中位重权高,有些人独断专行,现有的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在腐败的官员中“一把手”的比例很高。

  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专横跋扈、霸道独行、办事不走程序的作风也表现得很强烈。在工作中,李大伦大权独揽,无视党内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市委常委会成了他的“一言堂”。李大伦说,“领导干部的任命,组织部长要看我的脸色办事,我提名的县委书记,在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上讨论时,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因为副书记、常委都是我任命、提拔上来的。”他说,“实质上,一个领导干部的提拔使用,就是市委书记一个人的意见。”李大伦还坦言,“在郴州,我李大伦说了算。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次,李大伦在安仁县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时,发现一位乡镇的政法委书记在会场上打哈欠,昏昏欲睡的样子,李大轮直接走到他跟前厉声说,“我现在宣布撤销你的一切职务!”后来经查实,这名被撤职的乡政法委书记是因为前夜与县公安局民警一起审讯嫌犯而彻夜未眠。事后李大伦知道了真实原因,却并没有纠正自己的错误决定。

  一些高官理论上有监督,但实际上他们“没人管”,处于“无法无天”的地步。江苏省赣榆县原县委书记孙荣章的一句话反映了贪官无视法律的自大:“在赣榆县,我就是老天,我就是法律。”县委书记都如此描述法律,那些握有更大权力的高官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当到我这一级,就没人管了;原广西桂林市委书记李成龙说:我的权力太大,监督机构对我形同虑假;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说:我当上副省长以后,天马行空来去自由。

  政治生态链的监督有缺陷。监督者有时反而不受监督,留下监督真空,在监督链条中出现断层,结果反而不能讲行更有效地监督。要建立交叉循环的监督体系,使每一个监督者同时也要成为被监督者。

  公民监督意识弱。由于当前中国正处在向公民社会的转型时期,加上中国民主传统较少,公民的监督意识比较薄弱,这使得监督的主体处于虚位,监督效果十分不理想。如何使国民提高参政监督的意识和积极性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

  监督效益差。从信息学来看,由于当前国家机构运转的透明度和公开程度还不是很高,神秘行政还比较突出,这使得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信息处于不对称状态,使人民监督的信息难度加大。言者不知现象比较严重。当前政府掌握着80%的公共信息,而公开的信息只有20%。

  监督必须是有实力的监督,如果监督的主体太弱,力量太小,就会使监督十分的可笑。本来的下级监督上级,变成了上级监督下级。民监督官变成官监督民,民主监督权力变成权力监督民主。实践证明没有实力的监督往往形同虚设,结果往往事得其反。

  监督必须没有禁区。监督必须是全面的,如果监督出现不可触及的领域和人,那就会使腐败留下藏污纳垢的避难所,腐败无禁区,不论是谁,都应被监督。刑不上大夫,是当前一个非常尖锐的挑战,不管是什么大夫,都不能搞特殊。对于近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有很多人是在工作时间以外完成腐败交易的,腐败官员的配偶、子女和亲戚、身边工作人员往往成为腐败的同谋,所以他们也应是腐败的监督客体。

  监督应该避免走人误区,建立科学的监督资源配置。现在大家都寄希望于中央,但是中央纪委和监察部,毕竟精力有限和人员有限,完全寄希望于他们不现实。理想的设计是,各级政权建立非常高效精干有力的监督体制和机制,绝大部分腐败问题当地能够解决,少量大要案中央直接插手办理。

来源:《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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