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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钱用在百姓身上培育长远发展动力

作者:王小鲁  时间:2016-07-01

  原标题:改革制度 改善分配 培育国家长远发展动力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阶段转换

  记者:老师曾经多次提到当前中国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外因论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更多是由外部波动所致,通过积极的刺激政策,仍然可以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速15-20年。老师怎么看当前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

  王小鲁:我认为外因对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大影响,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内因。在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那段时间,我国出口增长一直在20%以上,净出口也在不断扩大,有力带动了经济增长。金融危机后,外需下滑、出口显著放慢,最近更是变成了负增长,出口的减速确实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产业现在面临很大困难。

  同时也应该看到,出口增长放慢不仅仅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不好,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自身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逐渐减弱。过去中国劳动力很廉价,凭借这一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优势,形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出口超常增长。随着中国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逐渐消失。特别是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度特别高的来料加工型企业,受到的冲击最严重。这是比较优势转变带来的结果。

  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工资水平也相应有了很大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资本和技术密集、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需要发展。但我们在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方面还存在不少体制、机制的障碍,在促进符合市场需要的人力资本形成方面进展还很不理想。旧的比较优势在消失,新的比较优势还未形成。处在这样转型期,经济确实会面临很大的困难。这是当前经济持续下行的内因之一。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中国内需结构的问题。这是内因之二。过去十几年,中国的消费和投资比例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从过去八十、九十年代消费率占GDP比重60%以上,降到现在的52%,最低的时候到了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过去占GDP的50%左右,现在只有38%。同时储蓄率大幅度提高,投资率也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在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采取了超强的刺激政策。大规模政府投资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度使投资增长非常快。相应带来了产能的迅速扩张。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大量投资投向了生产部门,而且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也拉动了生产部门的投资和增长。在当时钢材、水泥的价格都出现了暴涨。这给市场发出一个信号,吸引市场投资向这些领域倾斜,造成这些部门的产能迅速扩张。

  而当大规模刺激的时期过后,市场需求消退,很多生产设备停了下来,产能出现严重过剩,经济增长随之放慢,效率迅速下降。我们近几年经济增长下行,最突出的原因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规模过大,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经济增长自然就会放缓。因此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基本原因。最近两三年,消费率略有回升,投资率略有回落,各自有两三个百分点的调整。但总体上还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需要一个较长的结构调整过程。

  记者:那么怎样看待外因和内因的相互关系呢?内部结构问题是如何造成的?

  王小鲁:结构问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国际市场不好,作为外部原因,确实有影响,但是国际市场最近这两年的情况也并没有糟到很严重的程度。导致中国经济面临这么严重问题的原因还在于内需方面,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占比太低。当产能过剩,投资拉不动经济增长的时候,消费没有能够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起到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际市场因素毕竟是外因,中国不能希望国际市场永远旺盛。依靠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只能是一个时期的现象,出口的超常增长不会永远持续,长远看还是要靠内需。而内需不能只靠投资不靠消费。投资过度就会使结构失衡。现在导致中国下行的基本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失衡。结构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涉及收入分配的体制和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

  过去有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急剧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按官方公布的数据接近0.5,由于居民收入统计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有严重遗漏,实际基尼系数应该在0.5以上。这样一个收入差距和拉美国家差不太多,在世界上属于收入差距很大的一类。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大众消费相对不足,再加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覆盖不全、房价过高等原因,很多中低收入居民也不得不保持高储蓄。少部分人非常有钱,但是非常有钱的这些人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率很低,储蓄率很高,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投资。同时这一人群的消费有很大部分是在国外:国外旅游、度假、购买奢侈品、送子女家属出国定居,等等。因此收入差距过大,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覆盖不全,是导致消费率过低、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的结构失衡的一个根本原因。而收入分配问题又与多方面的体制或制度问题相关,包括财税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

  另一个原因是各级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追求GDP增长,不断鼓励和刺激投资,而且政府掌握的资源大量的直接用于投资,各级地方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投资项目。有些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有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也有不少是低效、无效的投资,甚至是滥用公共资源。此外各级政府还采用低价供地、减免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这些对投资的超常规鼓励,实际上既提高了储蓄率也提高了投资率。结果投资增长总是快于消费增长,投资增长又不断带动产能的扩大,那生产能力到哪去释放呢?你的产品卖给谁呢?国外需求放慢了,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又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产能无处释放,这就是经济下行的原因所在。

  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工资应该与此相适应

  记者:您最近提到我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而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认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工资提高、《劳动合同法》等因素,抬升了企业用工成本。但老师刚才提到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工人或者居民的收入应该符合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老师怎么看待通过降低或者改变最低工资、修订《劳动合同法》,以度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

  王小鲁:我也注意到了这些观点。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不是低收入国家了;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才200美元,现在是7000多美元,那你怎么可能指望工人工资不增长或者是低增长,怎么可能一直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永远维持经济高增长呢?就算能够靠低工资维持高增长,但如果老百姓不能从增长中得益,这样的高增长有意义吗?中国已经度过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工资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相适应,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低工资时代了。

  很长时期以来,中国工资的增长速度是慢于GDP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基本上都是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居民收入、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下降,也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近几年工资增长加快了。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工资占比不断下降,最近这些年工资增长快一点,是对过去劳动报酬、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现象的纠正,我认为是正常的。要改变劳动报酬占比过低、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过低的状态,需要有一个时期工资增长快于GDP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认为必须继续保持低工资以维持比较优势的观点,并不合理。

  观察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它们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阶段,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都是稳定的或提高的,而不是下降的。它们的劳动报酬占比一般在60%以上,几十年前就是这样。我们的劳动报酬近几年虽然有提高,目前占比还只有50%左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占比有所提高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这种提高,消费比重过低的情况扭转不过来,结构失衡也无法纠正。

  当然,现在因为经济下行,工资增长如果过快,确实有可能超过企业承受能力,所以工资增长还要适度,需要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工资的增长主要靠市场主导,而不是靠政府主导。我认为各地政府规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是有必要的,总体上来讲是合理的,同时也应考虑到企业承受能力。

  至于《劳动合同法》,它在保护工人劳动就业、获得报酬、享受保险等权利方面做了很多规定,我认为是必要的。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应该健全起来。有人说中国《劳动合同法》早出了几十年,如果意思是说几十年内不应该有劳动合同的法律,不应该有劳动保护,那这是完全站在资方的立场上说话,无视工人的利益。整个国民经济的蛋糕在做大,劳动者报酬只能切一小块,剩下的一大块应该切给谁呢?都切给雇主吗?或者都切给政府吗?这是不合理的。蛋糕做大了是劳动者、管理者、企业家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当然应该公平分配,应该共享做大的蛋糕。忽视劳动者的利益是错误的。

  但是,《劳动合同法》中的某些条款也许对劳动力的流动性有不利的影响,比如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是否会对劳动力的流动性、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影响?据说实践中有些雇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避免都变成固定工,合同没到期就提前解雇工人,这可能是一个负面影响。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一部法律可能有利,也有可能有一些缺陷,但不能一概否定。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取得社会共识,不足之处可以在未来法律修订中解决。

  高储蓄与高投资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天然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中国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正是因为居民消费意愿不高。这种情况无法改变,因为高储蓄,只能搞高投资,才能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否合理?

  王小鲁:笼统讲中国有高储蓄的传统,这是存在的,世界的平均储蓄率大约在10%到20%, GDP的80%以上是拿来消费的,中等收入国家储蓄率也不到30%。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储蓄率就已经到了35%-36%,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储蓄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多,这中间经历过缓慢上升,但在2000年之前基本没有超过40%。这已经是高储蓄了,也促使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经济高增长。因为高储蓄,所以有大量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而投资是中国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是2000年以后发生了一个变化,储蓄率从百分之三十多、四十急剧上升到了50%,2010年达到51%,而消费率掉到50%以下,居民消费率只剩下36%。这就导致了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一个国家拿GDP的一半来储蓄和投资,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这是用历史传统、老百姓的习惯等等说法不能解释的。我觉得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这期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导致了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收入差距扩大时,国民收入的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而高收入人群是高储蓄人群。这是导致储蓄率超常上升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这期间政府收入比重上升、企业收入比重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了。而且,企业收入中是垄断性行业收入上升快,一般制造业、竞争性部门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上升。政府收入比重,如果考虑到每年几万亿元卖地收入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等因素,上升幅度更大。因此这期间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都是上升的。

  第三,政府收入增加后,这个钱怎么花?可以用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会减轻居民负担,增加老百姓的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这会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但各级政府都要政绩、追求GDP,因此更喜欢用来投资。对公共服务倒不怎么热心。有些地方的官员特别热心搞投资,还和腐败有关,因为从中可以捞油水。而且除了用政府收入投资,还要借银行的钱投资,再加上用各种优惠政策不断地刺激社会投资,储蓄率和投资率自然会越来越高。此外优惠政策还是一种倾斜政策,会改变市场利润平均化的规律,实际上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干预。同时,宏观政策也在刺激投资,经济下行期会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以刺激投资,会促使储蓄率和投资率提高。

  我觉得这些问题是结构失衡的背景原因,或者说是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这和现行的财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收入分配制度都有关系。这种结构失衡不能用老百姓的储蓄习惯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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