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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钦 陆铭:千年史的经济学

——一个包含市场范围、经济增长和合约形式的理论

作者:王永钦 陆铭  时间:2011-02-28   浏览次数:0

   内容提要:本文模拟了市场拓展、分工深化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市场的拓展可以利用不同要素的互补性,克服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单位交易成本的下降和要素互补性的增强会加快市场范围的拓展和经济增长。在引入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之后,随着市场的拓展,越来越需要规则型的合约来补偿市场拓展在事后变得无利可图时的损失。 

   关键词:互补性  市场范围  经济增长  合约形式

   ABSTRACT:The paper characterizes the process of market expansion,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arket expansion can check the diminishing returns through factor complementarities. The decrease of transaction cost and increase of factor complementarities will expand the market extent and boost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market expansion and deeper specialization, rule-based contracts are more important for compensating ex-post loss in market expansion.

  KEYWORDS: complementarities, market size, economic growth, contractual forms. 

一、引言

   市场拓展和分工深化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在合约形式上的表现,经济学能不能用一个简洁的理论框架来刻画这个过程?斯密定理(Smith,1776)说,市场范围的拓展可以带来分工的深化和经济的增长,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类历史发展和经济增长必然通过市场范围的不断拓展来实现的微观机制,也没有告诉我们社会所采取的合约形式与市场的范围有什么关系。本文要说的故事是,经济增长和市场拓展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在既定的市场范围下,经济增长将伴随着资本不断积累带来的资本边际报酬下降(或者消费品增长带来的边际效用下降),而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可以利用其他市场上的要素(或商品)的互补性来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或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推动经济增长。在事前进行的市场拓展决策面临着事后交易成本上升的风险,市场的范围越大,相关交易人越多,市场拓展从事后来看得不偿失的可能性越大,就越需要规则型合约来补偿相关的损失。这个故事对于理解经济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意义、世界经济发展史和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合约形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增长是一个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驱动的历史过程,给定技术水平和制度结构,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积累来推动,但是要素的积累最终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所以,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来推动的。现有的文献一般是将这两个方面单独来处理的:自索洛模型(Solow, 1956) 开始的增长理论考察的是外生的或者内生的技术进步,而以诺思(North)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研究的则是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基础。North和Wallis(1994)是一个例外,他们将制度变迁和技术变革放在组织的角度来考察,这相对于科斯和威廉姆森是一个进步。按照科斯(Coase,1937)的理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均衡中企业的边界决定于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等于使用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这一点,后来威廉姆森的工作(Williamson,1979,1985)很大程度上是在刻画企业和市场的选择究竟是取决于哪些交易成本(如资产专用性、交易的频率等)的,这些工作都是在给定的技术下,将最优的制度选择或者合约形式等同于最小化交易成本问题。按照这个理论,制度变迁会导致交易成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低,但是North和Wallis(1986)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在1870-1970年的一个世纪里,交易成本在美国GDP中的比重从25%增长到45%。North和Wallis(1994)则可以解释这个“悖论”,在他们看来,经济组织同时选择技术和制度来最小化总成本——与技术选择相关的转换成本(transformation cost)和与制度选择相关的交易成本之和。技术选择和制度选择之间存在替代性和互补性的关系。但是,他们仅仅相当于在企业的生产函数中多引入了一个变量,技术选择和制度选择之间的互动在他们的框架中还是有待打开的黑匣子;由此不难理解,他们的理论是静态的,不能考察技术选择和制度选择之间的历时变化。

   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解释历史和现实,本文的理论将不仅能够解释诺思观察到的服务业部门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事实,还将为理解历史和现实中的如下重大的事实提供一个视角。

   第一个事实是,从历史上看,经济增长本身不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现象。据麦迪逊(Maddison,2001)的记载,在有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千年里,人均GDP基本上没有增加,所以根本谈不上有经济增长这回事。即使在公元1000年到1820年这820年间,经济的增长也非常缓慢,世界平均的人均GDP增长率也不过是50%左右;而自从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才真正地出现了“增长现象”, 人均GDP迄今增加了8倍以上。总体来看,经济增长的速度似乎呈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势(参见图1)。

   第二个事实是,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轨迹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在第一个千年内,亚洲的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在公元1000年,亚洲(除了日本)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二,而西欧则不到9%;但到了1820年,亚洲的地位下降,西欧的地位则上升了很多,它们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分别变为56%和24%。其中,中国与西欧的发展更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科技和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一直长期领先于西欧,即使以人均GDP计算,西欧也只是在1300年左右才超过了中国(参见图1),如果按照经济总量来看,直到182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GDP总量占世界份额的34.2% (Maddison, 1998)。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却发生在西欧,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也发生在这一地区。这个“大分流”(Pomeranz,2000)是一个令社会科学家着迷的问题,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很早就在他关于中国科技史的论述中提到这个现象。

   第三个事实是,市场范围的拓展、技术和制度的革新使得经济体的范围远远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全球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欧盟经济体内部,国家的边界进一步变得模糊,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如北美)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这就说明,技术变迁可能是决定实际的国家边界的内在因素之一。

   本文将提供一个简洁的理论来理解上述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有关的现象,为此目的,本文将刻画个人的市场范围扩展决策,和市场范围的扩展所带来的要素的互补性(斯密效应),并进而与合约形式联系起来,由此来展现市场范围、经济增长和合约形式之间的历时变化。这篇论文可以视作一个增长理论,不同的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行为人的市场范围决策,而不是标准的增长理论通常所关注的消费和资本积累的权衡,也正是对于标准理论的偏离构成了本文对增长理论的贡献。本文也不同于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 1993)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和黄有光考虑的是由分工深化带来的技术进步与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没有展现经济增长与市场拓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我们的论文主题比较相关的是Li(2003)与Dixit(2003)。Li(2003)区分了基于关系的治理结构和基于规则的治理结构,有效的治理结构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当市场范围比较小的时候,关系型治理是比较有效的;而当市场范围扩展到一定的程度后,规则型治理会比较有效。换言之,关系型治理的固定交易成本比较低,但是边际交易成本较高,而规则型治理则恰好相反。他还用这个框架来解释了东亚模式的成功和失败。Li(2003)的缺陷是没有正式的模型,尤其是,经济主体的市场决策和交易成本结构在他的文章中都是有待打开的黑匣子,经济增长也没有作为内生的变量被纳入到他的理论中去。Dixit(2003)在很大程度上是将Li(2003)中的思想模型化,尤其是他建立了环形的匹配模型,证明了诚实的交易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所带来的欺骗会使得交易的扩展无利可图。但是,他关注的是交易的范围与欺骗之间的冲突,而没有明确地刻画市场范围与分工(要素的互补性或者收益递增)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没有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王永钦(2005,2006)通过将一个市场的关系合约扩展到互联市场的关系合约,建立起了社会分工程度与合约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分工程度越低,市场的互联性就越强(即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跨越了几个市场),关系型合约就越重要;社会分工程度越高,(由第三方来实施的)正式合约就更重要。尽管他在分工程度与合约形式之间建立了关系,但是也没有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North、Wallis 和Weingast(2006)最近的文章倒是将社会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了,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的“自然状态”中,政治体系是封闭的(closed access),这种体系通过控制经济进入来创造租金并以此来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开放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自由进入和竞争使得这种体系能够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他们的文章是一个概念性框架,并没有正式的理论模型,因此我们不清楚具体的机制是什么。

   本文的第二节是一个非常简洁的市场拓展决策模型。第三节将这个模型用于模拟市场拓展、分工深化和经济增长的过程。第四节将展现交易成本下降和要素替代性增强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个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不仅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历史事实高度吻合,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与中国有关的历史与现实。第五节讨论了市场范围与合约形式的关系。第六节是一个简洁的结论。


* 王永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电子邮件:yongqinwang@fudan.edu.cn;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兼职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电子邮件:minglu73@263.net。 本文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谢澳大利亚Monash大学黄有光教授对本文提出的详尽和宝贵的意见,感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现代经济学讲座”上陈钊、寇宗来、张晏、夏纪军等的评论,感谢教育部经济学研究基地首届学术联谊会上参加者的评论,以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985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律、金融与家族企业:中国经济绩效悖论的一个微观机制解释”(批准号05CJL014)和教育部给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的研究资助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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