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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钦 李明:中国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互联合约的视角

作者:王永钦 李明  时间:2011-02-28   浏览次数:0

下面是我们从合约实施的角度和相关的改革战略的角度对中国过去改革三十年所做的比较全面的分析的三万余字长文,这里给出引言和结论部分。

中文摘要  本文从互联合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是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形式:从市场的结构看,是一个从高度互联的“市场”向专业化市场过渡的过程;从制度的结构来看,是一个从互联的自我实施的合约向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过渡的过程。市场结构与制度结构的匹配对于转型的绩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分别从这个视角分析了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转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金融体系和国有部门的改制。结果表明,这几个部门的改革都暗合了互联合约的逻辑。而且,中国的整体改革策略中也含有互联合约的思想。文章最后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互联合约 社会经济基础 中国转型

JEL分类:D82,P51

The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China’s Miracle:

A Perspective of Interlinked Relational Contract

ABSTRACT: This paper try to provide the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s underlying China’s miracle. In light of theory of interlinked con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a planning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is a dual process. In terms of market dynamics, it is a process of interlinking market replaced by specialized markets. In terms of governance dynamics, it is a process of interlinked contracts giving way to formal contracts. A good match between the markets structure and contractual structure is the key to success of transition. In particular, we highlight some China-specific institutions, like TVEs, financial system and restructuring of SOEs and find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in this way. Broadly, the whole reform package in China also is in good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interlinked contract. The paper ends with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reform.

KEYWORDS: Interlinked Contract,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s, Transition

JEL classification: D82, P51.

 

                 一、引言          

尽管很多人认为1976年为中国转型的原点,但主流经济学认为真正的转型还是从1978年来展开,即使以后者为界,至2008年中国的转型也届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这些变化的回顾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未雨绸缪,为下一阶段的改革提供经验和理论上的指引是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从国际的视野来看,不论是与苏联和东欧等转型经济相比,还是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比,迄今为止中国的转型是相当成功的。我们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微观机制保证了渐进转型的初期成功?这种微观机制又是如何限制了渐进转型的进一步展开的?换言之,要想真正理解渐进转型的成本和收益,就必须首先理解渐进转型所赖以维系的微观基础和微观机制。

关于俄罗斯式转型和中国式转型的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建立在Maskin and Dewatripont (1995) 新软预算约束理论基础上的分权理论,以及建立在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之上的解释,代表性的论文有Qian(1994), Qian and Roland(1998),Qian, Roland and Xu(1988),Qian, Roland and Xu(1999)与Qian and Weingast(1996)。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分权式的改革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而M型的经济结构则使得经济中可以在局部进行制度实验,使得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绩效的有效信息,而且M型的经济结构使得经济体更容易抵抗宏观冲击;相反,俄罗斯则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结构。这种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和俄罗斯转型期的经济绩效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但这个理论本身不是关于改革速度的理论,它不能一般地解释为什么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绩效要好,它只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改革的绩效要好于俄罗斯改革的绩效。尤其是,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如下“悖论”:中国看上去并没有具备经济增长取得骄人绩效的制度基础: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没有健全的金融市场,缺乏良好的保护产权和实施产权的机制,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后却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

在任何社会,合约的实施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转型的经济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对于转型经济来说,各种制度(包括实施合约的各项制度和社会基础)都在发生剧烈的变革,从而使得合约的实施和可信的承诺更为困难。从一定意义上,2.2小节我们论述的财政联邦主义是,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的承诺变得可信的一种手段;如同在俄罗斯的改革中,私有化是使得市场化的改革不可逆转的一种手段一样。

如果说不同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意味着不同的合约实施手段,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因为不同的合约实施手段恰恰是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定义性特征。钱颖一等人的财政联邦主义比较好地解释了分析的政治结构中的可信承诺问题,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的可信承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由于这三个结构方面的问题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中之一。尤其是,如果不能认识到各种不同的改革的路径的合约实施方式的性质,我们非但不能解释既有的现象,而且不能预测它们的未来。如,从合约实施的角度来讲,中国这种“无法而治”(order without law)究竟还能走多远?更理论性的问题还有,渐进式改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来说“渐进的”?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实现世界中合约的实施问题。

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合约实施的角度提出一个内洽的逻辑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本文的安排如下。我们将首先提出一个关于经济转型的互联关系型合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乡镇企业、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制度和国有企业改制三个重要内容,最后再从总体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策略,并对将来的改革提出一些政策含义。

                 【二、三、四部分略

五、结论:作为一种改革智慧的互联思维

纵观已进行的整个过程我们首先看到是由基层社会基于互联的关系型合约自发推动的社会变革[1],后执政党和政府基于发展主义的施政理念顺势引导并扩展了整个变革。文章中我们指出在农村改革尤其是乡镇企业诞生和发展过程中,乡镇、村作为基层政府凭借自身的权威性同相对封闭的农村社区结成了广泛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支持了乡镇企业与社区、与金融组织的合作发展,从而实现了农村地区的有效治理。在金融制度安排中,中央政府又以同样的逻辑以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为媒介使城市国有企业与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企业职工以及农村地区发生了广泛的互联和关系,使农村地区作为转型的庞大根据地,使正规金融体系作为风险的储蓄池,共同在政府的最后保险下渐进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变革。从而使得整个转型基本上是没有失利者的过程(transition without loser),实现了城市国有部门以及非国有部门的有效治理。转型至今,我国的市场范围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规模,众多专业化市场已经出现,包括企业、家庭、政府和金融体系在的诸多行为主体间的互联性和关系性正在下降,此种情况下社会正呼吁、政府也正致力于广泛的正式制度建设,以维持新一阶段的社会转型,可以期望在具备了良好的政府体系、完善的企业制度和自主的家庭体系之后,中国必将取得转型的持续成功。 

转型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每个国家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还高度依赖于改革者对于这些结构及其参数的认识(即“改革智慧”),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最优的改革路径。特别地,改革的本质不在于速度的快慢,而在于部门、产业和制度调整的序列安排,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幸运的是,中国的改革者没有采用以阿罗-德布鲁范式所代表的新古典教条。阿罗-得布鲁范式的前提是经济中已经具有了完备的市场体系,转型经济的起点却是大部分市场体系是缺失的,而转型的过程就是市场创造和完备化的过程。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市场缺失或者不完美的时候,通过互联性可以在局部的制度安排中创造出“互联性的市场”克服之。而且从合约实施的角度来看,转型经济中的正式合约实施往往是很不健全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正式执法者的政府本身也往往处在变革之中,所以它们很难成为可信的第三方执法者。在这方面,互联的合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实施问题,因为另外一个“市场上的交易往往可以防止相关当事人在另外一个“市场”上违约。[2]

 以互联的关系型合约为视角我们审视了中国已有的转型,也展望了仍将进行的转型。同样,依此视角我们也能检查已经进行的转型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转型亟待注意的事项。在以互联性和关系性设计的既有转型的制度结构中,农村地区一直由二元的制度约束保持了相当的封闭性,并作为一个整体对城市部门提供了庞大的支持,如果存在对称的议价能力和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则应该发生城市部门对农村部门跨期和跨市场的补偿,但由于市场范围的扩大和流动性导致的包括国有企业、政府和金融部门规模的调整的实际上农村根本没有发生这种补偿,尽管农村基于土地和户籍的约束依然还保有相当的边界。本来小城镇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完全可以继续维系企业、政府与农村地区的互联性和关系性,并再次实现地区间、产业间的联动发展,但小城镇建设却因所谓的建设成本高昂而昙花一现。参考本文在论述金融制度安排时对转型过程中效率标准的界定,该论调无疑是对包括金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一种反讽,毕竟小城镇建设将要发挥的是社会治理功能,也必须在转型的背景下才能认识。目前农村地区的普遍凋敝不能说于此没有关联。另外一个衰败的关联因素是基层政府的裁撤,应该认识到转型初期基层政府是依赖权威、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而非正式制度在对社会实施治理,而后却因莫名的治理成本高涨[3]乡镇、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和裁撤,造成了如今乡镇政府普遍收缩至城市及其近郊,辖区半径陡涨,难以发挥治理功效的困境。

凡此种种给出的启示震撼人心的,但又不一定不是客观的。如今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不能不说与上述失误有关,而这些失误也但愿能给所谓的新农村建设予以警示。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很难奢望实现完全的城市化,而且城市化的社会效果如何仍值得探讨,新农村建设应该基于这一认识去推进并置于超越农村范畴的战略高度[4]。基于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视角,新农村建设应该在可自由流动的前提下维系审慎的土地所有制,使得在正式的治理没有出现之前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互联性治理的作用,不至于在迅速和全面的市场化过程中使社会失去治理的基础。另外一个挑战则是国际性的,在这方面互联的治理的思维可用于塑造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政策,中国要在开放环境下实现持续的成功转型必须在世界分工体系和政治秩序中保持相应的位置,东亚国家以及中国已有的转型经历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市场的互联性来实施能够迎接国际分工挑战和实现“赶超“的产业政策,以政府作为长期存在的合约参与方和结构性信息的把握者来通过产业间、地区间跨市场、跨期的补贴来实现战略产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有意思的是,互联的战略的实施其实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局部的互联性合约当事人可以自己达成,但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上的互联性安排非要由政府来完成不可,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不一定能够掌握必要的资源和政策工具来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如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中分散的个体间出现的“搭便车”现象也会使得私人难以实现之。有意思的,互联的发展战略只有在威权主义的政府下才可能得到实施(如早期的德国、日本、韩国等),因为互联的发展战略往往在短期内会牺牲一些部门的利益。这在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往往会遇到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没有哪个部门愿意做牺牲;第二个困难是,政府由于手中的政策工具有限所以不能实现有效的转移支付,即使这种互联性的战略是符合卡尔多改进标准的(王永钦,2007)。[5]从这个视角看,中国的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在这些国内国际战略性历史使命真正完成之后,方能提上议事议程。

 

[1]即表现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以关系性和互联性为依托而诞生的乡镇企业诞生为高潮的农村生产关系调整。

[2]俄罗斯式的转型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破坏了这些可以自我实施的关系合约,而正式的合约又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因此就出现了治理的真空和失败(governance failure)。但是,只要有经济利益,必然会出现替代的治理模式,在关系(隐性)合约和显性合约都失效的时候,出现了依靠暴力实施合约的所谓黑手党治理。

[3]关于成本高涨的缘由有必要重新认识,同时有必要检讨合并与裁撤是否是抑制治理成本高涨正确方式。

[4]中国的人口规模以及特定的大城市化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城市和社会问题,危及社会的和谐和长期治理,新农村建设应该继承小城镇建设的精神走出一条即解决三农问题,又实现社会长效治理的道路。

[5]当然是不符合帕累托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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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Email: yongqinwang@fudan.edu.cn. 李明,复旦大学经济系。本文的写作受到了复旦大学985“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项目、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批准号05CJL014)和2006年度“上海论坛”的资助,特此感谢。同时感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同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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