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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钦:中国改革三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作者:王永钦  时间:2011-02-28   浏览次数:0

   时   间:2007年3月12日

   地   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楼710室

  我主要是想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的发展模式。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国际发展经验,就会发现,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推行的发展模式,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都失败了。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他们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失败了,而且在推行该政策的转型国家也失败了,包括俄罗斯等转型国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四小龙、甚至日本在内的经济和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在经济发展上却成功了。尤其是,中国的独特的转型路径迄今为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大出华盛顿的意料,因为根本不是符合他们的理念去发展的。这当中肯定有些规律存在的。中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国家的失败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

   归结到大的方面来说,很多学者都想探求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当然“第三条道路”开始是针对欧洲而言的,欧洲试图走出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现在中国崛起之后,很多人想从中国找出发展转型经济的规律。最近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东亚四小龙、日本中国的经验到底在有什么普遍的意义?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不仅亚洲这些后来实现赶超的国家、甚至还有德国的成功,都是在政府积极干预,通过一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来实现的。

   对照华盛顿共识的三个支柱:第一个,自由化的市场,政府不要干预,或越少干预越好;第二个,产权的迅速私有化,当时俄罗斯几乎一夜之间私有化;第三个是所谓的稳定化,保持低的通货膨胀率。前面两条是结构性的、微观层面的,最后一条是总量的、宏观层面的,在此我只讨论前两条;就是说,我们看私有化和自由化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是发展,然后才是转型。我们先看德国,德国当时就没有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从俾斯麦的时候开始,实行非常强的产业政策,政府大力干预,根本就不是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后来的日本,更是实施了积极的产业政策。韩国更是产业政策的产物,根本就不是美国自由放任的经济类型。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占据那么多的市场了,你不可能赶超他们。而且经济发展初期市场不是完备的,没有什么市场,政府必须亲自出马。而且市场不仅是不完备的,有些市场还根本不存在,因此政府需要交叉补贴。像韩国的产业政策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典型的交叉补贴,用银行信贷低息来补贴产业。我想这种扶持使得价格不是完全的市场价格,重要的首先占据市场,在占据市场实现产业升级。MIT经济学家艾丽思·阿姆斯丹的书有力地论证道,论证韩国的经验是 “Get the price wrong is right”,即“把价格做错是对的”。而华盛顿共识的逻辑恰恰是“价格做对”(getting the price right),就是自由化。当然后来韩国政府成功的实现了退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政策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市场一旦抢占就是你的了,规模经济很强:规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东亚这些国家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政府的产业政策到底要如何实现。而韩国和日本的经验是,不管是货币政策、储蓄政策、甚至汇率政策都是一篮子的整体安排的,是为实现一定的战略服务的,这里面的经验都需要好好去总结。

   产业政策往往需要威权主义的政府?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在民主国家,很难实施这种产业政策。因为牺牲这个产业补贴那个产业,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 产业政策本身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譬如,在印度就很难实施产业政策。牺牲这个集团的利益,补贴那个集团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例子是,在印度,一个机场该不该建都讨论了十几年。为什么经济发展初期政策更重要呢?无论是从硬件还是软件,都需要政府提供social overhead,包括基础设施和社会秩序。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发展的都很好,一个方面是维持了很好的社会秩序(软件),另一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硬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好的social overhead起到了吸引外资的作用,中国要抓住这个历史契机。很多东西我也还在继续思考,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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