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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钦:国美大战 民企成长新样本?

  时间:2011-02-28   浏览次数:0

  《解放日报》记者龚丹韵就“国美”事件对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苏勇教授和王永钦的采访。 

  龚丹韵:两年前,黄光裕锒铛入狱,把国美电器托给了职业经理人陈晓,被人誉为中国民企从家族型转为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典范。而近日,黄光裕与陈晓为了争夺国美的控制权,引发了轩然大波。就算再多的评论指出,公众公司只要程序正常,创始人被踢出董事局的例子全世界不胜枚举,然而大众舆论仍然一面倒地指责陈晓图谋“篡位”。您怎么看?

  苏勇:民营企业创始人,就像对待孩子一样把小企业拉扯长大,可现在小孩要被别人抱走,感情上必然依依不舍,从而坚决主张自己的拥有权,不让 “保姆”反客为主,这种心情非常能理解。而评论则从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看问题,公众公司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可以分离,只要陈晓符合正常程序,又能为公司的所有股东带来利益,那么一切只是一场商战,无需外人大惊小怪。

  两方观点如此对峙,可能来自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看问题的优先次序是法-理-情,先从法律上看,陈晓是否犯法?再从公司章程上看,这样的治理结构对企业是否有利?然后再考虑感情。而中国人心目中的次序是情-理-法,先从情义上看,陈晓就不太厚道,所以公众的第一反应,必然是对陈晓进行道德审判。

  龚丹韵:做个有钱的闲散大股东不好吗?比起西方,中国企业家更在乎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为什么?

  苏勇:中国人比较重视人际关系。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往往取决于:出门有人前呼后拥、在家有人汇报、被同行无数次提到、还有媒体高度关注。你在位时,什么事都好办,退位后,什么人都不理你。所以中国老板们不仅仅满足于账面数字的增加,更在乎是否实际掌权以及周围人态度的变化。

  我遇到过不少老板请职业经理人,双方往往经过四个阶段:起初,相见恨晚。职业经理人确实能规范管理。半年后,不过如此。老板一看业绩没有明显成效,加上不再有那么多人要自己签字,都跑别人办公室去了,心里开始失落。再接下来,别别扭扭。双方管理理念不合,摩擦增加。三年一过,礼送出境,或者干脆翻脸。

  国外的公司架构本来就已成熟,老板换人对公司管理的影响也不大,所以请职业经理人,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企业更健康地成长。而中国老板请职业经理人,最终目的是为了让钱赚得更多,短期内看不到业绩,就会大为不满。这种只看结果、急功近利的评价标准,不独经济领域如此。

  龚丹韵:我们对人生的理解是否也有差异?比尔·盖茨主动退休,是因为他还有其他人生志向。而我们老板毕生心血几乎都在生意上,退下后,也没啥新寄托。

  苏勇:物质改善比较简单,而精神的重建却很难。所以当下人的自我价值,更多依赖媒体对他的曝光程度、周围人对他的尊敬程度以及所在组织的名声等等,而这些必然和手中的实权联系在一起。这或许是价值信仰重建期,一种短暂的必然。

  我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美大战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多,而我们的老板、职业经理人和大众,会渐渐走向成熟,明白如何理性评价一个企业和一个人。最终,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共识:公司的力量,不仅在于赚钱的野心,更在于通过商业创新,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制度环境,刷新人类的文明进程。如果我们的老板哪一天胸怀这样一种超越金钱的宏愿,那么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百年声望,就不再会成为一道难题。

  龚丹韵:您怎么看待民营企业的去家族化路径?

  王永钦:如果保护股东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家族制就是保证大股东利益的一种手段。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谢菲尔等人的研究,普通法系国家如英美等,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大众持股公司比较多;而大陆法系如意大利、法国等,家族企业相对更多,东亚也是这样。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局面呢?研究认为,英美等国根据判例法来裁决,往往对股东权益保护得比较好;在大陆法系则相反,大股东往往只有通过控制权,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此外,在很多国家,创始人持股超过30%,被视为家族企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国美仍然是一家家族企业,黄光裕的反击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龚丹韵:现代公司的治理模式,是否只能指向这一种?家族制企业一定走不长吗?

  王永钦:公司治理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英美模式,认为公司应该最大化股东的利益;另一种是欧陆模式,认为公司应该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其中还包括员工、供应商、社区等等,公司要做的是平衡这些人的利益。不管哪一种模式,一旦成为公众公司,最大化的应该是公司的价值。

  有些家族企业也可以存在很长时间。但家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接班人,它很可能因为不合适的接班人而衰落。而公众公司,可以通过职业经理人生存下去,其弊端是法律不健全时,职业经理人有侵害股东利益的风险。

  龚丹韵:同为东方文化的日本,有什么可供借鉴的经验?

  王永钦:日本也是大陆法系,但创始人更喜欢生女儿,这样就可以选择一个能干的女婿做接班人。研究表明,在日本,这种企业的业绩比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要好。而在美国,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更好。

  如果我们有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陈晓比较容易被替代,也许就没有这场控制权之争。如果我们有成熟的控制权市场,其他公司如苏宁,可以趁机向国美发出要约收购,这也会改变国美的内部政治。可以说,由于很多方面的不成熟,最终导致了国美大战。但不管怎样,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绝好的样本。它提醒我们:公司政治是 “嵌入”到更宏大的社会之中的,不能简单地以道德眼光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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