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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时间:2006-09-05   浏览次数:0

“三农”问题是历史必然和世界普遍现象

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主要是一个追赶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从农业提取的。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农业资源短缺,而农业人口总量很大,人均资源量就很小,相对的,人均农业剩余就更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从农业提取高度分散又很少的剩余,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呢?答案是只有少数人在城市,才能更多地去占有农村的资源,才能形成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会仍然停留在相对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必然。所以,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必然产生“三农”问题。如果工业化只能靠占有国内的农业剩余来完成原始积累,其制度成本就非常高,产生城乡二元结构就可以被作为高成本的制度来看待。

“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普遍现象。我已经去过三四十个国家,不论是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等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都会出现农村凋敝,小农破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两极分化,城乡差别拉大。

中国是这些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唯一以战争形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务——平均地权。20世纪的下半叶,任何一代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宣布过给农民平均分地:1949年毛泽东宣布给农民土改,分了一次地;1978年邓小平推进大包干,给农民分了一次地;到1996年江泽民宣布二轮承包,30年不变,又给农民分了一次地。

无论是墨西哥,还是巴西,无论是印度,还是孟加拉,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印度尼西亚……比较普遍的问题都是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大地主、大农场主、大庄园主扩张土地,同时伴随着农村凋敝、小农破产。而中国则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加快时,拉动了农村流动打工人口,因此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都出现了的大型贫民窟。也不是绝对没有,北京朝阳区“河南村”、丰台区“温州村”之所以被拆迁,其实就因为它类似于贫民窟。

尽管我们已经有1.4亿农民人口流动出来,到沿海和大城市去打工谋生(2004年底据说达到1.7亿),这几乎是整个巴西的人口。但中国却是唯一的虽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这种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因为中央政府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而并没有简单地强调城市化。
我第一次去墨西哥看到的是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型贫民窟,找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不敢熄火,调过头来随时准备跑,并嘱咐我说,发现任何不对头,咱们就赶快逃。为什么害怕?这些地方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制、政府治理,警察、官员都不敢进去,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的地方。

国内有些知识分子说,只要加快城市化,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们上发展中国家去看看城市化,就可能明白,百万千万的农民是“城市化”了,但是大多数在贫民窟里。现在很多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一旦实现,那就是农民大量破产涌入城市,就是大型贫民窟。

大凡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城市化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及其引发的问题。墨西哥总人口1.3亿,中国仅2003年转移到沿海和城市的农业人口就已经1.4亿了。我们转移出了一个墨西哥人口,发生过墨西哥的政变、黑社会和社会混乱吗?至今还没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基本制度,中央强调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不变。如果仅仅几个学者出来一讨论,我们就把这个制度改了,必然天下大乱。所谓城市化,是一个根据西方发展经验提炼出来的经典概念,就是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到中国,就变成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大家都希望把西方的现成概念搬过来就能用,但实际上,搬过来肯定不能用。也不要轻易听信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学者开出药方很简单,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三农”问题是伪问题。可是有调查研究依据吗?有比较分析吗?前不久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跟我说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美国的,在美国也许都对,但是这个理论不是中国的。美国现在一共才两亿多人口,面积跟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大,且没多少沙漠、高原、戈壁,大部分地区水草丰茂。中国已经是五千年农业文明,垦得很多地方寸草不生,1955年前是在四五亿人口这样一个基数上搞工业化,拿美国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

“拉美化”问题与南亚的启示

江泽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指出,如果继续放任社会差别拉大,“恐会酿成大祸”。

近年来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游击区、贫民窟、容易闹暴动的地方调查,跟老百姓交流,我在心里问:这么好的资源条件,这么富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还会闹革命?难道是受点苦受点压迫就反抗,就起义?中国很多人可能也不理解,觉得能给你工资,让你吃饭就不错。这种理论已经成为主流。去国外调查后,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社会暴力冲突问题在中国应该说也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开始不断发生了。防止中国出现类似的社会动乱,有几个案例也许可资借鉴。

一个是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那是全国范围的大型革命运动。现在一般的观点认为,只要中国把土地私有化就解决问题了。可巴西土地完全私有化,资源条件极好,却既有大规模的贫民窟,又有大量的无地农民参与运动。20多年中,400多无地农民在反抗中被警察和地主武装打死,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种暴力性的社会冲突。

再看墨西哥,有印第安土著武装控制的一千多个社区的游击区。我到那里的原始森林去,坐他们的独木舟,住在他们的棚子里,不到那里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资源条件那么好,农民却会走传统的武装反抗道路。

再去印度看看。印度和我们人口接近,现在10亿多,估计再过10年,会跟中国齐平。但印度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比我们多60%,而且气候温润,土壤肥沃,资源条件也比我们强得多。但在水土资源最好的北方现在却是印度两极分化最严重、农民游击队武装反抗最剧烈的地方,有的地方1/3以上的山区政府管不着,是游击队控制的。

我们计划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达到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城市化率55%,而墨西哥现在的城市化率是80%,人均国民收入比我们2020年预计达到的目标还多50%;可为什么还有大量贫困、大型贫民窟,还有农民战争、社会动乱?巴西城市化率82%,发生金融危机前,曾经达到人均国民收入近8000美元,是我们2020年要达到目标的两倍多。可巴西为什么也会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每一个大城市周围都是好几个百万人的大型贫民窟?

小农平均占地的制度效益

有人说,只要放开市场,充分加入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三农”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也有说,只要进一步推进土地私有化,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说,只要把户口取消了,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就可以提高到50%,就已经解决“三农”问题了。听到这样一些云里雾里的说法,觉得有点困惑。为什么?

第一,我们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真实的制度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角度来说,是稳定;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是这个国家。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如此短缺的资源矛盾之下,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什么?根本就不可能靠警力。

农民在自己本社区基本上不犯大罪,小偷小摸、调戏妇女可能有,但是大的刑事犯罪很少。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很多基层治理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或者村社内部的福利丧失。尤其是在那些有一定工业的乡村,实行的是以“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

”,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区的工业资产也做股,每户都得到股权。这种制度是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条约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权取消。其二,传统农村社区是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环境,有天生的“低成本”监督的特殊作用,如果一旦打破社区制约,那么流动人口犯罪必然增加。从1992年前后流动人口开始大量增加,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重从不到50%到现在的超过80%。刑事犯罪发案率进入高峰,不再是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下降,随着经济箫条上升,有波峰就有波谷;而是进入一个斜坡式的不断增长。尽管司法部门调整刑事犯罪发案标准,从原来报案50块钱可以立案,现在500块钱以上才可以立案,是过去的10倍,犯罪率仍然处于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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