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最先进的思想武装全党、建设纯洁而先进的党

作者:杨海波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卫计委纪委书记  时间:2016-03-01

  推进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首先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用最纯洁、最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但是,在现实中,经常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和意识在混淆人们的思想,影响着党的建设的纯洁性。如果不从理论上澄清和根除这些非党的宗旨和性质所规定的混乱的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就会大打折扣,“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实施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一、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党纪国法要有“敬畏之心”是腐败形势严峻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策略,而不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规定,“八项规定”出台和“打虎拍蝇”取得显著成效后应有更高的要求

  对法律和党纪、政纪有“敬”之心,是应该的,也是应当自觉的。作为一名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对法律、对党纪政纪,应当是有“崇敬”、“敬爱”和“自豪”之心的。因为这些法律和党纪政纪,表现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组织所领导的国家的严肃、纯洁、崇高和伟大。对自己的组织和国家是应当自觉和发自内心地去尊敬的。

  而为什么要有“畏”之心呢?畏是怕。怕是对立面之间相对弱者对相对强者力量威胁的担心、恐惧。就如同小偷怕警察、罪犯怕法律一样。如果说一个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怕法律、怕党纪政纪,畏法律、畏党纪政纪,那他就一定是站在法律和党纪政纪相对立的立场上的,就一定是站在与党、与国家、与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因此他就不具备成为一名党员的资格,更不具备成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条件。

  继而推之,如果说要求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党纪国法有“敬畏”之心,实际上就等于放弃对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要求。这在强力反腐之前腐败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作为策略是英明的,但在“八项规定”出台后,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今天,再提这种要求显然是过时的、落后了的。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加强党的建设,要求永葆党的先进性。这是任何时期党的建设的最根本的经验和政治要求。

  今天,全面推进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最根本的政治保证,而在思想上纯洁党的组织,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前提。因此,在今天,对党的建设和纯洁性要求必须恢复到党的宗旨和党的性质所要求的轨道上来。

  二、培养接班人和党的干部政策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理论断崖的局面必须改变

  就像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干部是在战争中培养的,但对党的干部的根本要求是走与工农群主相结合的道路一样,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虽然要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实现,但最根本的要求还是看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看他是站在与人民群众利益一致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与人民群众利益对立面的立场上、站在少数利益集团和个人私立的立场上。这是仅仅看推进一个单位或部门改革开放的表面成绩所看不到的、评价不出来的。而这正是多年来发展党员和干部培养上出现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偏差,也是导致腐败盛行的根本的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原因。

  由于思想理论和实践机制上的这个偏差,就决定了社会意识、社会文化上也必然出现偏差。当出现“跑管要官”的腐败问题后,在校园对学生、对青少年的理想和人生观教育——培养干部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也就自然出现了混乱。小孩子想当科学家会得到表扬、想当企业家会得到表扬、想当明星会得到表扬,而想做一个好公仆、好干部就会被冠以“想当官做老爷”的否定性评价。我们应该知道,真心想当好公仆、好干部的人一定是立场和出发点纯粹的人,而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好公仆、好干部。而现在却落入了腐败文化的俗套子:“开始是想好好干的,是后来经不住诱惑”。这是阳奉阴违。

  就像《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中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制作,中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版)中描述的那样:戈尔巴乔夫从小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一生都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却能够成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掌舵人。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仅仅以局部的一时的表面上的“成绩”考察评价干部,而不注重干部的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群众利益,则不同级别的戈尔巴乔夫会不会在中国出现,就不是杞人忧天了。前车之鉴,绝不可不查。

  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是否与人民群众立场、利益一致的根本要求具体化到体制机制中去呢?很简单,就是对干部的考察要重在看广泛的群众性评价、看管理对象和服务对象的评价。

  对市委、县委,市政府、县政府领导干部的考察与评价,不仅要看所属党政部门一把手对他的评价,更要看人大、政协,以及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评价。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如某一地方领导人要被提拔和平调的时候,如果其本人在执行廉洁纪律方面有问题,往往就会出现各种近乎公开的反映(如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只是这种意见不能进入正常的渠道。再比如,一个月前,一位中纪委的领导人曾说过,看群众给当地领导人的绰号就可以大致判断这个领导人的廉洁情况。这就成了一个矛盾和笑话。能够成为绰号,说明问题已经公开化了,而纪委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侦查,侦查就是去侦破没有公开的隐蔽性问题。现在侦查的任务却变成了去侦查公开的事情。这本身就说明,干部考察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与群众的距离太远了,不符合党的性质要求),重要的应当受到重视的群众意见不能进入对干部考核的正常渠道和应有的考察内容。而要改变这种考察和评价体系、机制很容易做到。

  对部门领导者的考察和评价,远远不能只依据部门的一般干部或普通员工的意见,更重要的要看这个部门所服务的社会领域、或管理相对人的意见。

  对国企领导者的考察与评价不能仅仅看其企业的表面资本增值情况、利税规模情况,而且必须看其本人和企业普通员工之间报酬差距的合理性、其本人对员工的态度是平等的、真诚的,还是居高临下的、阳奉阴违的;看其资本是否有转移,是否有洗钱行为。

  对法官的考察要重在看社会,包括律师的评价,而绝不仅仅是法院内部的评价。

  对公安民警的考察要重在看市民、社区居民的评价,而绝不仅仅是公安系统内部的评价。

  只有这样,干部的考察评价体系、机制,才能真正反应干部政策对干部培养的政治要求,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符合的根本要求。

  三、思想文化建设上,主流阵地被蚕食的局面必须彻底改观

  多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思想文化建设上,非马克思主义的、非共产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甚至在文化的哲学内核上,广泛而深刻地侵蚀着主流文化的阵地。以至于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不同程度地、自发地反映这些问题。这在极大地程度上妨碍着现代化治理理念的确立和现代化治理手段的确立与实施。这种严峻的局面必须改变。

  第一,必须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多少人身上和多大程度上深入人心,从根本上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的现代化。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前进方向,虽然很遥远,但如果这一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动摇,眼前的方向就会偏离,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现代化的方向就会出问题,因而也必然在改革的内容和形式上出现问题,即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甚至出现倒退。

  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与确立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加强现代社会治理相结合。要有三个标准。一是党的建设要首先实现现代化。要提高党认识和驾驭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实践规律、市场经济规律、现代社会治理规律的能力,提高政策水平,提高社会管理权威。对自身,要强化纪律约束。二是政府系统建设要实现现代化。要像“独立司法”的要求一样,具有相对的行政独立性,但追责的力度是要提高的。除了强化法律责任追究外,要用辞职制度代替纪律处分。同时,因为政府是公仆部门,是受人大机关监督的,所以,政府的领导者不能向人大机关调转。三是人民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是不断提高的。形式上是有政治机制渠道(体现在党管干部中)和法律轨道(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机制改革中)的,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四是阶层间的流动是公平而广泛的。

  第二,必须在思想和道德领域进行一场革命。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在多大程度上否定封建思想、封建残余,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清除影响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和治理手段现代化的绊脚石。现阶段,影响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现代化的最大绊脚石是人情关系文化和江湖关系文化。人情关系文化和江湖关系文化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影响现代政党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对毒瘤。两个关系相互依存、相互掩护、相互促进。如果不去掉这一对毒瘤,现代政党建设和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就是一句空话、就是一个幻想。与此相关的是博爱文化建设。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博爱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有,也是虚伪的、骗人的。但在非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或在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博爱不仅是应该的、必须的,也是可能的。更重要的,他是消除和否定人情关系和江湖关系一对毒瘤的文化基础和哲学基础。为此,一是要建立真正公平的社会竞争机制。包括公平的能力竞争机制和公平的机会竞争机制。没有阶层歧视和阶层竞争。消除阶层歧视是实现机会公平的前提。任何人之间有竞争是实现社会充分流动和社会公平的前提,但阶层之间如果有竞争,则阶层歧视必然泛滥,机会公平必然被剥夺。为此,要引入现代的数理模式和形式逻辑关系:党内对违纪人员可以进行纪律处分(前提是改革和在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方向上加强党的领导),但在政府系统要取消对违纪人员进行纪律处分的机制,而改革和实行辞职制度和机制。二是在文化上彻底消除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化内核。如一直以来天经地义般的孝敬父母、爱护幼子以及血缘亲情、同乡情、同学情等。实际上,强调孝敬父母,就必然影响老吾老及吾所老;强调爱子,就必然影响幼吾幼及吾所幼;强调血缘亲情、同乡情、同学情就必然疏远社会上的人际关系。而这又是人情关系(裙带关系)、江湖关系的伦理道德基础。所以,要掀起一场道德革命,要将博爱和大爱的道德观作为伦理道德建设的文化和哲学内核大加提倡,而对一直到现在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道德观,要彻底揭露其封建性、自私性和狭隘性。

  第三,在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上,既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要发展正常的健康的理论辩论和文艺批评。在理论和文艺界,要率先对盛行的人情关系文化和江湖关系文化进行革命,坚决反对理论辩论和文艺批评上庸俗化,及其表现的无原则、无标准的赞扬和吹捧。党的宣传部门、各级党校和党的喉舌部门,以及党员理论工作者要更多地承担起理论辩论和文艺批评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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