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若森:改革认知结构与中国治理转型(上)

作者:严若森  时间:2011-10-12

  (一)

  转轨经济中的改革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与经济的增长,其本身是一个经济重构的过程,其实质在于基于现实条件的约束与改革供求的差异而实现经济再造的理性预期。

  实践证明,中国经济转轨基本上一直遵循在试错中予以逐步扩散的原则,并沿着一条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在演化,且中国经济转轨进程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个体经济主体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均存在广泛的差异,其实质在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经济主体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基于改革需求与改革供给的差异。其中,从改革需求方面来看,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个体经济主体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从特定改革进程或特定改革步骤与改革方案及改革措施中所获得的行业收益、部门收益、地区收益、企业收益以及个体经济主体的私人收益与其分别承担的行业成本、部门成本、地区成本、企业成本以及个体经济主体私人成本各不相同,因而其各自对改革需求的强度亦即参差不齐;从改革供给方面来看,则是决策力量基于对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企业以及不同个体经济主体的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以及政治利益集团对改革需求的权衡而在改革步骤与改革方案以及改革措施上予以差别定价。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转轨尚须结合中国政治市场的竞争结构、政治利益集团及其间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中国政治治理结构改革的路径选择,否则,无以正确把握中国经济转轨的方向、深度与广度。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改革供给方面来看,中央或部门与地方决策力量在其决策与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将社会稳定作为其重要或首选目标,并以此尽力争取社会与民众的支持,抑或尽力减少反对力量;从改革需求方面来看,尽管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与各类企业改革以及各个个体经济主体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异,但其中经济外部性与“搭便车”等问题的天然存在会不断刺激各个理性的经济利益个体与经济利益集团为了追求其额外的经济利益增长而谋求改革。而在单极政权主导的多元利益博弈及其演化格局中,经济利益个体与经济利益集团必然会寻求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非经济化路径,抑或,在一个治理结构失衡的体制结构中,经济转轨由经济诉求衍生至政治主张是必然现象,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导致权力寻租的出现甚至泛化。

  中国经济转轨面临的诸如双重制度持续并行、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演进以及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混存等约束条件显然会从根本上制约其改革路径与改革进程的选择,而且中国转轨经济的改革进程亦非通过简单比较改革起点与改革目标之间的效率差异即可以轻易确定,中国转轨经济中的改革必须基于考虑从其起点到其目标的进程中每一名社会成员或每一个利益集团之间可能的成本与收益差异,从而正确认识相应经济重构中的改革供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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