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若森:公民社会的治理悖论与思想救赎

作者:严若森  时间:2011-10-12

  (一)

  亚当.斯密有云,“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皆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这与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并非一回事。如果二者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则人类社会的博弈即会如同行云流水,并结局圆满。但如果二者相互抵触,则博弈的结局自将是苦不堪言,人类社会亦即在任何时候皆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毫无疑问,面对一个你暂不足以颠覆或逃离的权势体制系统,你只能选择适应,此为理性法则,亦是世俗生存。然而,世俗并非世界的全部。在权势体制系统的边界之外,总有一股真诚的力量更让我们感动,其全部的实质恰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具有思想并具有责任感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事实上,这是唯一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当然,我们身处的世界尚有太多太多的傲慢,它们有的是出自偏见,有的是出自无知,而更多的则是出自有知,有知的傲慢更可怕。为此,务请多多正视那些出身卑微的血汗、尊严与无私,尤其要尊重那些依靠血汗生活、尊严试验以及无私奉献换来的制度优势。一个不尊重制度优势的民族与国度,其挥霍的文明是空洞的。

  (二)

  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正义即在于城邦的秩序,其既涵盖如何教化统治集团,亦包括如何对平民实行德性教育的普遍灌输。柏拉图的论证以理想国作为现实城邦的某种隐含参照体系,而其理想国却又需另觅它处而建,此实则现实城邦的某种隐喻。亚里士多德则放弃了其师的痴狂,其更乐意基于稳定与统一的功利原则而寻求“何为一般国家事实上所能达到的最好政体”。而关于某种政府,亚里士多德曾有过一段精彩评论:“一个僭主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有特殊才能的人脱颖而出,必要时其须采用死刑与暗杀。其必须禁止公共会餐、聚会以及任何可能导致敌对情绪的教育。绝对禁止文艺集会或讨论。其必须防止人们彼此相互了解,必须强迫人们在其城门前过着公共的生活…… ……其亦应该授权给女人与奴隶,使其皆成为告密者。其应该制造战争,以使其臣民永远有事可做,并且永远需要一个领袖……有另一种方法可以保存僭主制,亦即,要有节制以及伪装信仰宗教。…… …… ”对此,罗素有云,“全书中唯有此言于今天最为适用,思想起来不禁令人黯然神伤。”

  (三)

  自由主义强调个体权利的优先,共同主义在乎社会效能的公正前提,而社会民主主义则主张扩大公民自身的参政权以及制度化公民对他体决策的监督权。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常态在于,公民既需要具有参与政治过程与影响决策的能力和民主程序,同时亦需要具有作为臣民服从法律的能力。臣民的前提在于司法的权威,但司法的权威并非“皇后的贞节不容质疑”,更切忌将司法的权威建立在理性的冰山之颠或悬置于纸糊的空中楼阁之中。任何一个具有良知的争论、政论与正论公民皆不应限于空泛与表面光鲜的引经据典与坐而论道或摇旗呐喊与捶胸顿足,而当在心灵深处给予现实以真切的关怀,至少不至于以常识与责任皆无的话语权释放而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小草不能总以哲人的姿势冷眼看人间风雨,每个人皆有尊严,彼此须相互尊重,否则,无以获得一个真实的世界,无端傲慢与莫名其妙的优越是可耻的。

  (四)

  作为经济世界的能动主体,血肉丰满的“理性人”与“社会人”拥有思想,富有情感,承载意志,充满欲望。亦正因于此,能动主体的心智集合远别于四季轮回的自然世界。在并非线性叠加的真实经济世界里,同资源稀缺与利益分割纠缠不清的能动经济过程往往充满随机并不可逆,经济的真实现象亦总是偏离或远离均衡,宏观经济如此,微观经济亦然。符合逻辑美学评判标准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显然不能充分面对复杂的真实经济世界,否则,审美疲劳即会顿生。人终究不能无视或逃离真实的经济世界,上帝亦概莫能外。经济学家应将经济现象作为诸多相互作用的能动主体在其动态约束中不断边际修正相关权责利之关系的结果。其中,在适度考虑“经济理性”、“均衡”与“最优化”等要素之时,更应强调正视“社会变迁”、“结构变化”与“时空断裂”等常态分布。否则,经济学家无以走进一个真实的经济世界,更妄论真正解构。为此,经济学家须贴近真实的生活,源于生活,尊重生活。

  (五)

  经济社会中的利益主体如同化学结构中的原子,正犹如世上任何事实最终皆可通过对利益主体心智结构与价值取向的描述与探测而穷尽。乡土社会是基层社会的一个鲜明缩影,尽管其中并未有蕴涵多少光鲜与书本化的现代知识结构,但具有无穷民间智慧与底层操劳经验的每一位主体心中皆有一杆横着的秤。公正仅仅是相对的,正义亦似乎总如普罗米修斯的脸而变幻无穷,乡土社会的多元博弈同样亦绕不开讨价还价的利益之圈,且行动策略的好坏通常会直接决定其中利益博弈的胜负。乡土社会治理的要义抑或真正的治理即是民间社会本身,尽管其本身并不具有治理权威命题的形式。藉此,乡土社会的各方利益主体均会收获一定的利益。藉此隐喻与延伸,由基层乡土社会直至宏观治理结构,一种人们天天理想的治理结构亦即并非遥不可及。

  (六)

  国家治理权威在任何社会中均仅是人们正式与非正式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无论其多么权威,其充其量亦仅在于构建部分的治理秩序。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人类理性之所以伟大崇高,在于其能够深刻认识到法律规制仅应与其相应的体系发生主要的关系,而不至于搅乱那些本该支配人类的原则。事实上,任何社会利益系统均须具有不同范式的存续,以架构家庭、民族、宗教、社区、地区乃至国家等等社会单元,这些范式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则利用着法的符号与功效,尽管其并不具有国家治理的权威形态,但其却鲜活地存在,并各自在不同程度上指导、影响与协调着人们的价值观、利益与生活。适应性自治无论对于治理成本的减少而言,还是对于文明的存续与文明的升华而言,其均是理性的选择。适应性治理并非一种单纯的利益纠纷的解决机制,其在某种程度上尚有助于破解国家治理权威与民间治理主体在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上的阻隔。就一个文明治理结构的建构而言,适应性治理不容缺失。亦惟有如此,公民社会才会具有更为坚实的根基。

  (七)

  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势体制结构中,控制性利益主体往往能够凭借其实际控制权以合法或法庭难以证实的方式谋取私利,并使分散性利益主体的利益遭受侵害,此即利益层级结构中的隧道效应,多少全民的利益皆在此垂直通道中不断流失。在一个单边主义的失衡治理结构中,高昂的治理成本最终全民共担,而相关职责的边界则逐渐模糊在讨价还价之中。在亲亲相隐的差序格局中,社会同心圆层层外推,并褪于远方,但推波助澜的利益之圈并非源自一个圆心,利益集团的横向链条藉此多向延伸与交织。尽管政治文化强调共同体中价值模式的认同与塑造,但政治知觉的要义却在于个体主观感知及其结构的差异。正因于此,资源控制、共同体选择、信息传导以及利益分割等往往会超出有形制度的范畴,并呈现出一片纷繁复杂的现实图景。这同样是一个失衡的治理结构,只不过其常被人们默许并效仿,或被淡忘。治理结构失衡是文明阻隔与体制基因差异强化的结果。治理结果失衡的题中之义在于多元主义与共同治理的生长以及单极政权的边际修正与自我革命。

  2007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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