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若森:构筑大国发展的经济伦理观

作者:严若森  时间:2012-05-11

        经济伦理是超越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范、匡正与矫治经济主体的行为,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价值上的支持与援助。就此而言,经济伦理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种“支持性资源”。这正如现代经济伦理学先驱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其要求人们具有一种与此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民族精神,则此精神之下的经.济将不会发展;反之,如果一种经济与此伦理道德相一致;则其必然繁荣起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更是将经济伦理视为一种人力资本、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一种经济品质的根本保证。

  “经济”之所以成为经济,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创造性。其强调创造,而非仅仅限于一种消费自然资源与物质财富的活动。二是价值性。惟有价值性,才能保证物质资料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合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紧要。”事实上,人类行为的动机复杂多样,人类常常具有多元化的目标。如果经济学关注的是真实的人而非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或抽象化了的人,则经济学研究不仅与人类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类对财富之外的追求相关。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这种天然关联规定了其不可逃避的责任,亦即,在财富创造目标之外,经济学研究尚应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与增进。据此,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学应致力于评价与增进财富创造目标之外诸如自由、公正及人文关怀之类的“更基本的目标”,而其先验的假设即在于,经济伦理能够克服正规法律程序无法克服的问题,经济伦理及其文化的积淀能够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并以此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就此而言,经济伦理的价值是功利价值、道义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其中,功利价值体现经济伦理的经济本性,旨在促进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道义价值体现经济伦理的伦理本性,旨在促进自利行为的公益化;文化价值则体现经济伦理的文化本性,致力于促进物性文化的人性化。

  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通货膨胀、泡沫经济、黑色经济等畸形经济形态并未远离中国,甚至有可能袭击中国经济。个中缘由,有资源禀赋的成分,有战略布局的成分,有调控政策的成分,有经济周期的成分,有区域差异的成分,有制度结构的成分,有文化科技的成分,亦有经济伦理的成分。基于经济中心主义的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丰厚的物质文明,但我们的经济伦理并未有同步或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增长,我们甚至曾一度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改革的“原罪”与“毒树之果”之辩。纵然如此,中国依然以正在崛起的大国姿态步人了国际社会,“中国制造”的烙印亦日渐深入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的既有实践业已证明,尽管本土化与国际化是一对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命题,但惟有国际化才真正意味着国际竞争力。为此,作为一个日渐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有责任理性地反思自己的经济伦理实践,并基于大国发展的全球视野,构筑一种对自身及世界经济均具有“支持性资源”竞争优势的经济伦理观,以践行并引领大国发展的责任。该经济伦理观的内核在于和谐发展、民生关怀、国际竞争力及国际责任。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经济伦理既是目的,亦是手段;既是资本,亦是工具;既是信誉,亦是效益。自由市场得以有效运转的条件并非经济人的“理性”,而是其“人格”。为此,经济学家、哲学家与伦理学家须携手共进,现代经济学、哲学与伦理学须相互渗透,并以此使经济哲学与经济伦理学为当代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此,转型中国及其国际化竞争与发展进程须呈现出生动与负责任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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