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若森:转型中国治理结构优化的要义

作者:严若森  时间:2012-07-08

   转型中国可谓“权治”、“人治”、“法治”、“德治”并存,“权治”是几千年的明规则,“人治”已成为主义时期与传媒时代煽情的必要内容,“法治”尚未确定其传统,先天不足的“德治”则在泡沫物质文明的喧嚣中日渐沦为一个大众笑话。“权治”、“人治”与“德治”已是老生常谈并口水疲劳,“法治”则非尽然。
     法治转型的要义在于司法独立,真正的法治亦即在于司法独立。政府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元首与庶民应受同样的法律制约,这是再朴素不过的法治教义。真正的法治离不开真正的民主,但真正的民主并非口水、咆哮、骂街、街头打斗以及恶性话语权控制,亦非候选人不临现场的选举,其要义在于公共理性、善建者行、信息对称、尊重尊严、公民权重均等。

   毫无疑问,法治转型须基于政治转型,否则,妄谈法治。无论孔子,抑或韦伯,其均认为官僚应成为服务于公共事业与民众的公仆,廉洁而不腐败。问题在于,没有相应的政治生态,缺乏真正的民主制度,公仆的独立性何以成立?而且,能否定义出一个“公仆”本身尚有待商榷。世有家奴,或无公仆,公务员恰如其分。

   游离于法治之外的官僚体系往往受制于垂直领导,并横向地受阳光富人、慈善公司以及大佬的影响与差遣,这是基于法治缺失的权力消费恶果。基于法治缺失的另一后果即是道德良心主义的山花旗帜四海飘扬,并籍此反向加剧了个体诚信、组织诚信、社会诚信与制度诚信的整体式微。所谓法滞法置社会盛产伪君子,天天登高咆哮正义与悲情苍生的人并非一定是好人,其政治总是正确,其心恰或可诛。锄禾日当午式的虚拟政治营销,小小气候,终归娱人愚己。精英的优越感源自其远离血汗生活,良民的品质则源自其底层操劳的经验。沉默的大多数总是成为政治正确们的佐料,即时被消费,又即时被消散,此即话语权缺失的宿命。因此,历史永远只是有限的历史,历史的背影亦即历史的阴影。

   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治理结构中的无冕之王。除开担当政治声带与意识形态阵地,无极传媒尚是牌坊的林立之地,其既是社会公正与底线正义的载体,亦是无良口水繁衍的温床,其既是凸显社会万象与冷暖人生的镜子,其亦是托运流毒谎言与低情俗趣的快车。见证并聆听历史是社会文明演进的一种造化,思想与责任并重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常识与责任皆无的话语权释放则是一种赤裸裸的社会公害。乌鸦不是每天洗澡就可以变白的,一个人如若缺乏正直的秉性,则其理不该踏入传媒的门槛,否则,天下失信。

   不该忽视的尚有潜规则。在一个信息不畅的治理结构中,人人潜规则附体,生于潜规则,死于潜规则,千锤百炼,遂成历史文化与社会定律。偶尔挑战潜规则的要么是末路草莽,要么是秀场一号,要么是莫名其妙,精英往往不会赤膊上阵,即使在集会中左手扔掉了潜规则,他们也依然会右手完好地保存其副本,平民则只有跟着定律走的份,此即潜规则的真实世界。似乎每个人都是潜规则的受益者,又似乎每个人都是潜规则的帮凶,正如骂体制的不一定都是英雄。纵然如此,钢化棱角并未绝迹于世。

   无论公司,还是政府,抑或国家,其治理结构的核心命题皆在于利益相关主体权责利的划分结构及其中的制衡机制。一个稳固的治理结构犹如一个框架结构,承重墙坚固了,则敲敲打打与添添剐剐均不足以倾覆大厦,就此而言,牢筑承重墙亦即治理结构的要义。社会万象,难以穷尽,政治转型、法治转型、民主广建及诚信重塑,均系转型中国治理结构优化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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