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

——2007年10月30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

作者:于建嵘  时间:2014-07-27

  这次能够专程到世界著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演讲,我很高兴。这首先要感谢欧博文(KevinJ.O’Brien)教授,是他及他领导的中国研究中心邀请我到这里的,他们不仅承担了我的全部旅费,而且还精心安排了我到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学术交流活动。实际上这个演讲最初安排在5月10日,中国研究中心在年初就做了公告。但后来因我5月8号要陪同我们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到广东考察,所以没有来。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今天看到有这么多关心中国问题的学生和教授,特别有这么多美国的著名学者来同我一起讨论中国目前在管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我特别感动。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骚乱事件和管治危机》。我这里所讲的“骚乱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特别的类型。我一直认为,对群体性事件的观察和分析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因为这些事件,客观和真实地表达了中国社会许多重要信息。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迅速增加。1993年全国共发生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上升了近十倍。如果要对这些事件进行分类的话,农民维权约占35%,工人维权为30%.市民维权是15%,社会纠纷是10%,社会骚乱为5%,有组织犯罪等为5%.2005年发生的较大社会骚乱事件4000多起,约占全年群体性事件的5.1%。

  近年来,我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和工人的维权活动。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两部专著:《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在这两部专著和相关论文中,我把农民的维权活动称之为“以法抗争”,工人的维权抗争称之为“以理维权”。所谓“以法抗争”是指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我这个“以法抗争”直接来源于欧博文教授和李连江教授所提出的“依法抗争”,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主要有“以法”是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武器,“依法”是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依据;“以法抗争”是抗争者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者”为辅;“依法抗争”则是抗争者诉诸“立法者”为主,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辅甚至避免直接挑战抗争对象;在“以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在“依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立法者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工人“以理维权”的“理”,不是道义经济学中的“生存伦理”,而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最直接的精神资源来自执政者长期宣扬的意识形态。由这种意识形态决定的主流话语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执政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真正的统治者。这种政治化的话语,一方面制约着工人的独立思考和阶级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工人维权抗争的武器。在维权抗争方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市民维权的。这方面我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可以称之为“理性维权”。市民维权由于社会阶层复杂、维权的问题主要在物权、环境权及消费权等方面,许多事务是个体的,群体联系有限,运用法律和关系网解决的可能性较多,显得相对理性,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比例较少。目前,由市民维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主要在社区物业管理和房屋拆迁方面。总之,在我看来,无论是农民的“以法抗争”,还是工人的“以理维权”,还是市民的“理性维权”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如下四个特点:其一,都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其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对这个问题欧博文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有不同的观点。在斐宜理教授看来,中国民众所进行的维权抗争活动,起支配作用的是规则意识,但欧博文教授和李连江教授却提出在规则意识之外,公民权的兴起将越来越多的影响到维权活动。其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基本上都是因自身权利受到了侵犯的一种反应性行为。其四则是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就是说,维权群体的目标是合法的。但在具体的行为上,也可能出现一些非法现象。

  前面我分析了中国维权事件,这实际上是近几年中国学界和西方学界都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可对社会骚乱事件的性质及特点等问题的研究,则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把所有发生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都称之为社会骚乱。对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只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下面,我结合近年来中国发生的有影响较大社会骚乱事件,来分析这些不同。

  第一,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突发性极强。同维权事件不同的是,这些事件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比如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就是这样。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的搬运工余某途经太白路中段,其肩上的扁担撞了在他后面行走的曾姓妇女。随后两人发生争执,曾某打了余某一记耳光,后来曾某的丈夫胡某也冲上前殴打,并自称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胡某的真实身份是昊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事件当即引起群众的公愤,造成数百名群众围观,使交通堵塞。接着发生砸烧警车的行为,造成数千群众聚集围观。随后近万民众向位于高笋塘广场的区政府大楼集结,要求政府出面公平处理民工被打事件。民众先后将5辆警车及消防车掀翻后放火焚烧。万洲区政府玻璃大门也被群众扔的石头打碎。群众冲撞区政府办公大楼,抢走电脑、损毁财物。再比如200年的安徽池州事件也是因一交通事故引发的。就是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反应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但真正骚乱事件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

  第二,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种“无直接利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是社会骚乱事件区别维权事件最为主要的特点。前面所说的万州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安徽池州案件也是如此。2005年6月26日14时30左右,安徽池州城区翠柏路菜市场门口,一辆挂着苏A牌照的丰田轿车将行人刘某挂伤,双方发生争执,车上司乘人员将刘某殴打致伤,引起部分市民不满并向池州110报警。接警后,九华路派出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将刘某送往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就诊,拟将肇事者连人带车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围观的群众认为警察在袒护打手,袒护商人,要求警察把人交出来。18时左右,围观群众近万人,有人开始推砸肇事车辆,将丰田轿车砸得面目全非并掀翻。接着有人开始点燃轿车,并向着火的车辆扔入鞭炮,引起骚动。随后围观者把停放在派出所门前的一辆警车推堵到派出所门口,一边点燃车辆,一边燃放鞭炮,顿时浓烟四起,现场混乱开始升级。接着围观者开始袭击现场武警,6名武警被石块砸伤。赶来灭火的消防车,不但消防栓被抢,车子也被推离现场十余米。19时40分,停放在翠柏路上的一辆宣传车和一辆警车同时被点燃。随后,围观者开始围攻附近的东华东超市,他们破门而入进行哄抢。3个多小时以后,超市被洗劫一空。事后查明,这起事件参与者与交通肇事双方都没有直接关系。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的传播有新的特点,其中,短信和网络的传播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信息传播方面,浙江瑞安事件转为典型。2006年8月18日凌晨浙江瑞安市三中29岁的女教师戴某坠楼身亡,其丈夫家人以死者受不了教学压力自杀而报案,公安人员调查也认为系自杀,该校师生都不认同这一结论。网上开始流传戴某是被其夫家谋害,而其夫家是当地亿万富豪,买通了警方等信息。8月20日,瑞安市三中几百名学生自发游行呼吁调查真相,学生们发表公开信。9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作出尸检报告,认定戴某系精神抑郁症发作,引发夜间跳楼自杀。9月6日,因民众怀疑在塘下韩田菜场有人用贿赂的方法获取支持定案自杀的签名引发众怒而被围困。下午2时左右,警方开了二十几辆警车,特警队的人全副武装,拿着电棍,盾牌等,往人群中扔摧泪弹,驱散人群。但在此其间,各种关于公安人员被买通的短信和网络信息在当地传播,号召民众游行示威。9月7日上午,市民数千市民按短信要求再次组织几批人分别游行到塘下镇府和塘下派出所抗议,并有民众涌到戴某夫家工厂,致使五部汽车被砸,厂里的设备电器部分基本报废。

  第四,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而且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在维权事件中,一般也没有明确的组织,但都有一些实际上起到着作用的“领头人”,我在研究湖南农民维权抗争活动时,就发现许多抗争事件有实际领导农民的抗争活动的“减负代表”,而且,维权活动一般都较为克制。但社会骚乱事件由于突发性强,而且参加者一般与最初引发的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联,大都是临时参与事件中来的。因此,当事件发生时,基本上找不到磋商对象,警方也很难控制局面。当然,有些事件仍有一定的阶段性,前期具有维权性后,后来就发展成骚乱了。比如2007年发生四川大竹事件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时许,该县竹阳镇莱仕德酒店一名女员工不明原因死亡。在公安机关调查侦破期间,死者亲属与酒店方发生争执,矛盾激化。2007年1月15日下午,死者亲属及数百名群众到莱仕德酒店门前聚集,要求尽快查明死因。这个阶段基本上还应是维权。可到了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左右,近万名围观者中的少数人员冲入酒店打砸烧就是骚乱了。

  我上面所说的社会骚乱事件的这些特点,应是判断事件性质的基本标准。其中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与诱发事件并“无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一种“泄愤冲突”。正是根据这一点,我认为,维权事件表明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而骚乱事件则表明的是国家的管治危机。

  所谓的管治危机,就是指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性存在问题。它和政治危机及经济危机是有区别的。政治危机主要是政治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三类危机是相互联系,互为牵动,管治危机是三大危机中的危机。一般来说,管治危机主要有两大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管治能力的低下。下面,我将简单分析中国当前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分析中国当前的社会不满群体。在我看来,这些群体主要是一些社会底层群体,他们主要是下岗失业的工人、失地的农民、农民工、退伍复员军人、底层知识分子、拆迁居民、离退干部。中国媒体一般都将这些人称为弱势群体。对于这些群体的基本情况,理论界也多有研究。如果各位有兴趣的可以看陆学艺老师及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成果。这里我就不祥说了。民众的社会不满主要表现在对官员腐败、贫富不均、司法不公、治安恶化、信仰不自由,社会诚信特别是政府和官员的诚信缺失等方面。在这些不满中,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是民众最大的不满。你们可以看一看,在中国的北京街头,经常有成千上万的上访者,他们会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信访接待室改名为冤民接待室。他们自称是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之外的一个民族,叫冤民。在一定的意义上,社会不满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它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与相同社会处境者产生共鸣。目前,表达社会不满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利用民间的歌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等等。特别是随着手机短信,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变得更为容易,影响也更大。这一方面可以为民众宣泄自己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怨恨和愤慨情绪。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缺乏理性的牢骚话的传播范围广,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愤慨或恐慌,起到聚众行动的作用。

来源:于建嵘的东书房 [关闭] [收藏] [打印]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查看所有评论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