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中国家庭教会调查

  时间:2010-08-02

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的基本宗教政策,这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同时,《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宗教团体要按规定来办理登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信教人数大幅增长,家庭教会相应激增,但一个公开的事实是,这些家庭教会绝大多数没有按规定登记,处于“地下”状态,人数超过千万。这样的组织状态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为何游离于监管之外?

凤凰卫视7月15日《社会能见度》节目:中国家庭教会调查,以下为文字实录:

家庭教会在中国是什么面貌?

曾子墨: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的基本宗教政策,这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同时,《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宗教团体要按规定来办理登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信教人数大幅增长,家庭教会相应激增,但一个公开的事实是,这些家庭教会绝大多数没有按规定登记,处于“地下”状态,人数超过千万。这样的组织状态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为何游离于监管之外,为此我们也采访了社科院教授于建嵘。

解说:于建嵘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小房间来,用于收集和家庭教会有关的资料。他感到,近两年来,随着政策的宽松,他所研究的处于“地下”状态的家庭教会,也能够见得阳光了。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家庭教会的?

于建嵘:家庭教会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国家委托的一个项目,国家有个部门,当时它有一次开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多部门开会,有一个部门汇报了家庭教会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建议,就是说进行打击,我当时提几个看法,我说你没搞清楚你怎么打击,到底多少人,怎么活动,当时汇报时发生争议了,争议了有一个领导说那你去搞清楚,所以他给了我一笔钱去搞清楚。

解说:于建嵘和他的团队用一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十多个省展开调查。他们首先需要确认的就是中国基督徒人数。根据中国宗教事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基督教徒约1000万人,但因为家庭教会的大量存在,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这

记者:根据你们调查的结果,现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教徒大概有多少人呢?

于建嵘:西方有一些宗教组织,说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亿二千万,国内也有一些家庭教会说它有八千万,七千到八千万,根据我们的调查,大约四千万左右的这样子,全国的基督教徒应该在七千万左右。

记者:其余的那三千万都来自于“三自”教会。

于建嵘:“三自”教会,应该是差不多是三分之二,因为这个数字很难有一个很准确的数字。

记者: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官方的数据如此之少,而西方的数据又如此之大呢?

于建嵘:官方的数据小,我曾经有一个故事,我到河南省的一个地方去调查,河南省那个地方的家庭教会很多,教会基督徒也很多,发展得特别快,我一问宗教局的领导,他们一个领导陪我去调查,我说这么多,你们为什么不报呢?他说这个不能,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他说,我说怎么呢,他说又不像种树,种树可以多报一点他说,这个报多了中央领导也不高兴,我们一般总的原则往小的报。

另一个方面,可能现实调查地区也有关,关于统计还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不好确定,你说什么叫基督徒,你不是共产党员,党员要发证书,大家知道,那基督徒他说他受洗了,他有些没有,有些叫慕道友,所以这个数字很难统计,很难统计,就为这个数字我们开了两次会,讨论,请一批各种人士讨论,讨论之后,我们大概确定在七千万左右是比较确定的。

解说:1950年7月,基督徒吴耀宗先生倡导发表《三自宣言》,即“自传、自治、自养”,号召“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获得全国教徒的热烈响应。到1954年,签名拥护宣言的教徒已达40万人以上,占当时全国新教教徒人数的三分之二。但是在这样一个热烈的局面下,根据于建嵘的调查,那时家庭教会就已经存在了。

记者:那当初政府对于这种私自的家庭教会的活动是什么态度?

于建嵘:当时实际上政府也没有完全拒绝他们,因为你们几个人聚会在一起,聚会在一起也没有,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因为一旦变成,大家几个人聚会,可能政府你们都信教的人在一起,但是你一旦久了之后,它有个固定的场所,它必须固定的人,还有一些比如讲,你神职人员开始产生了,所以政府是当然要打击的。

记者:这个打击大概是持续了多久,在哪一年?

于建嵘:打击应该一直到文革之后,而且文革的时候,而且原来“三反五反”“打反革命”那些政治高压下,文革的时候比较严重。

来源: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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