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替底层发声

  时间:2011-02-14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2009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他搞农民工人调查,写论文出书,“潜伏”在北京上访村,和访民同吃同住,甚至因“身份不明”被抓走。
  在中央党校和上海浦东干部学院讲课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开始“不务正业”给官员当起了老师。在北京某单位处级干部讲座班上,组织者问于建嵘如何介绍他,于说,本人无党无派,只议政,不参政,绝不从政,社会闲杂是也。
  课堂上的于建嵘多数时间是温和地循循善诱,甚至略带调侃意味。
  台上,于建嵘“骂”得过瘾,台下,学生听得受用。他一直忠实的,是内心中多年那一点点东西。与苦难的经历有关,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有关。
  从“黑人”到知识分子
  1967年,由于父亲因参加过游击队被打成“土匪”,于建嵘全家下放到农村,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那个年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一切。1970年以后,由于消费品都凭票供应,没户口更是连粮票和布票都分不到。“好在红薯还没有被控制,一年到头就靠红薯充饥。”说到红薯,于建嵘黑框眼镜后面的目光贪婪而幸福。
  做黑人,就要做好每一天都可能被抓走的准备。七八年来,于建嵘和家人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没有书读……
  命运在1979年发生了转折。那年高考,于建嵘所在的学校仅有4个人考上大学,于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的大学生本科生牛啊!”于建嵘颇有些得意地感叹,自己能考上大学,全是凭着一股“聪明劲儿”。
  大学里,于建嵘身边有不少三四十岁的同学,他们大多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有的甚至切身经历过“文革”,对社会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从个人命运到社会规则进行反思,追究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动荡,应该怎样避免。一般的社会动荡是外部力量对体制造成冲击所致,而“文革”则是体制把社会引向动荡。
  和他们在一起,于建嵘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想法也多了起来。
  “黑人”的经历是他一生挥不去的痛,探求其根源更被他视作毕生的信仰。 “那批人对我影响很大。湖湘文化塑造了这么一批人,有点不顶清朝天,不踩清朝地的士大夫味道。他们中很多人不愿意当官,不去苟同,就是怂恿你,对,你就得追究这个问题。”于建嵘说。
  当时,他们已经得出了初步结论。上大学,个人命运虽然得到了改变,但让子孙后代变成“黑人”的危险仍然存在。
  造成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在什么地方?变成“黑人”的经历让于建嵘深刻体会到制度对人的戕害。当社会缺乏规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可能受到侵害。现在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个人的基本权利提高到不可侵犯的地位,改变国民对基本理念的认识,如果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话,何谈公共利益?
  听访民喊冤
  一个人的童年会决定他的一生。“童年决定论”产生两种人:一种是想迅速产生安全感,让自己变得更有权势;另一种人则不停追究。于建嵘属于后者。
  多数不讲课不做调查的时间,“和访民聊天,绘画”占据了于建嵘的生活。现在送材料的人中,农民、工人、市民占了很大比重。农民为了土地,市民为了拆迁,工人的问题更复杂一些。最多一天,他接待了40多个访民。
  访民对于建嵘的时间似乎掌控精准,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在家。去年11月底,一批从南京来的访民,早上7点多就从市里赶到了他位于京郊的家。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就在北风中一直站到9点半才叫门。他们的祖屋被强拆了,其中一些人还曾因上访而被拘留和劳教。
  这些访民不奢望于建嵘为他们“出头”,就像走亲戚一样,给他诉诉苦就走。于建嵘也无奈,他一介书生,只能留下点材料,有钱就帮一把,仅此而已。
  即便这样,很多访民还是成了于建嵘家的常客,隔一段就去坐坐。一位名为朱国成的老人,花白的长胡须,穿着已经洗得褪色的军绿色裤子。他和于建嵘是旧相识,2004年,他因上访被关了3年。一放出来立马出现在于建嵘的面前。现在,他早已不“纠缠”自己那点事儿了,开始谈论国家大事,“反腐败”被他写在白色汗衫上。临近中午,其他访民陆续散去,只有他还在高谈阔论。于建嵘走过去说“先去吃个饭嘛”,并悄悄地把钱塞到他手里。
  此时听访民抱怨的于建嵘,早已不是那个贴着“黑人”标签的穷小子,他是学者,甚至给官员当上了老师。以至于,在广东的一次演讲中,有人质问他不应站在底层立场上说话,应代表自己的阶层。
  随即,于指着台下一个快60岁的妇女说:“她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你们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了3个小时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
  底层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就像一根刺,刺痛的群体无比庞大。与公权力相比,底层手中掌握的社会、经济和权力资源少之又少,这注定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也因此,于建嵘执拗地认为,应该替自己的阶层说话。
  替底层发声,但他决不做底层代言人,他仅仅是出于一种底层关怀。因为在他看来,底层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并非都具有正当性。如果做代言人,只能忠实地发出底层的声音,完全陈述他们的观点。而底层关怀只是站在底层的立场理解和研究问题,视野更广阔。
  闲暇时,于建嵘用绘画记录底层的表情。在他的“东书房”中,摆着一幅巨大的老年女性访民画像。几乎每个访民都在这幅画前留影,固定的“格式”似乎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他已经画了20余幅访民画像,共同特点是眼睛含泪,眼睛是他选择为访民绘画的标准。他打算日后办个展览,主题为《母亲与她的儿女们》。
  于建嵘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冤屈画出来,送给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议会议长都被他要求把画挂在办公室里。他认为,政治家应该面对社会的不公,知道人类的冤屈,而不是只盯着本国的选票。有影响力的人遵守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保护了我们大家。 

来源:南风窗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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