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经济全球化新变局与中国对外开放

作者:张燕生  时间:2017-02-27

  2月26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与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等机构合作主办的“经济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高峰论坛暨《二次开放》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新变局与中国对外开放”、“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新变局是一个重大的变局,它对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全球化是我国发展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化新变局面前,我们究竟如何去把握机遇发展的环境,化解矛盾,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第二个方面,传统的开放是通商的开放,我们讲新的开放是改革,也就是以高标准、高水平的“二次开放”,实现高质量的发展。TPP一个最重要的战略调整就是它意识到通商开放没有办法全面落成,必须超越WTO。因此TPP的新规则、新议题对中国来讲都意味着高标准的改革。刚才迟院长讲到的服务业的开放实质上是服务业的全面改革。

  第三个方面,新变局对我们的影响就是风险。它意味着全球化进入到风险显著高于机遇的时期。因为我们中国人看全球化从来都是双刃剑,一刃世界历史上凡是全球化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另一刃,在世界历史上凡是全球化都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高频率发生的时期,因此这场新变局意味着全球化风险恐怕要比1990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严重。

  第四个方面,我们“二次开放”有一个集中抓手。“一次开放”的抓手是WTO,这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深化改革来推动开放的一次伟大实践。刚才前面几位嘉宾讲了BIT中美、中欧的双边协定、负面清单管理。BIT实际上能够成为第二次WTO。为什么加入WTO?为了参与全球化;为了和国际通行体制接轨。那么如何把中美中欧的BIT变成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对我们来讲国内的准备更为重要。

  第五个方面,反全球化浪潮起于英国,然后是美国。我们要反思过去20多年的全球化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在过去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的20多年里,我们过于偏向金融创新,在多边治理和霸权国家治理,过多偏向了霸权国家治理。从这个角度讲,在全球化的变局中展望未来的前景,中国能够做什么?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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