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2016年可能是中国发展的一道坎

  时间:2011-06-29

  第三届国际商务发展论坛14日举行,金融界网站全程直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题为“十二五规划与中国外资、外贸政策调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张燕生指出,2016年中国将面临很多转折:2016是中国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第一年;也很有可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的时间;此外,2016年也是印度将近4亿数量的15岁至34岁年轻人参与国际分工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再。

  “我个人认为,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坎,”张燕生说,“今年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按照购买力评价测算,在2016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我的猜想与这个最新版本的赶超预测也是一致的。”

  张燕生表示,在外贸领域,未来的三十年和前三十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前三十年我们是被动的参与和接受国际分工,未来三十年可以主动的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区域和全球生产体系。”

以下为其演讲实录:

  张燕生:我在这里把最近的一些研究想法向在座的学长做一个汇报。

  一、十二五规划与世界结构调整

  从十二五规划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也就是说我个人觉得,从来没有哪一个五年的规划能够象十二五一样受到全球瞩目,从来没有过。因此,我们被派到欧洲去宣讲十二五,和欧洲的议会议员们、德国、法国各界朋友们讲解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世界关注中国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发展,因此从十二五来说,我觉得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也是我们会发现代表着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开始,中国将会走出一个很可能是非常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新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也知道,十二五充满了挑战,每次看见指标的时候,我总会想,比如说我们的发展指标中,提出来GDP的增长要保持7%,我心里就会有一个困惑,十一五平均的年增长率是11.2%。

  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GDP有一个明显,重点不在规模和速度,重点是在质量和效益。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做到。在比如十二五提出服务业的增加值比值要上升4个点。我们知道,在十一五中西评估有五个指标是费了牛劲都没有完成,其中有一个指标也就是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什么?朋友们说是因为我们的服务业实际税收负担显著重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明显偏高。说我们服务业的管理的体制机制明显不能适应我们下一步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等等。

  我们就面临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十二五三个问题能不能在体制、机制、战略上取得显著的突破。还有一个指标,我们会发现宏观上的研发强度,我们也发现十一五没有完成指标。十二五提出一个很高的指标,也就是增长从1.75到2.2,发改委开始讨论的时候指标远远没有那么高。

  在往下走,我们会发现十二五很多的指标都意味着要实现他,包括节能减排、单位GDP能耗等等,要想完成他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这个艰苦的努力,在我个人理解首先是体制、机制、战略上要发生一个大的转变。

  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十二五中心思想就是贯彻五个坚持,怎么能够把调结构、促创新、保民生、实现两型社会和推动改革开放这五个坚持能够贯彻我们整个的十二五,当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会发现美国总统说了一个著名讲话,岩上之星,美国队这一场贩私中长期的结构也就是从政创新,从政出口,从政高端的就业,我们会发现美国现在短期是实现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着力点主要就是量化宽松发钞票和扩大出口,中长期会发现出现了结构调整和战略调整。我们看到美国整个一套计划、国家法案一整套东西,我个人觉得很象1979年,我们知道1979年整个世界要走出滞胀,欧洲是怎么走的?欧洲走出滞胀是治理通货膨胀,通胀率控制在3%,失业率上升到10%以上,美国走出滞胀,1980年治理经济停止,十年最后走出了一个IT革命和新经济,治停,从调结构入手,调整是不平坦的,在调整过程中,美国面临着严重失衡,谁为失衡买单?日本。1985的协议就是一个标志,日本人为了他买单。最后的结果是日本付出了20年停止的代价。

  从这个角度我们会发现新一轮的调整开始了,上个月我们去欧洲调研,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欧洲的2020年战略,你会发现欧洲的2020年战略既是对前十年的批评和反思,也是对未来十年欧洲的发展和中长期结构调整指出了明确方向。你会发现提出了三个方向:

  灵巧和智慧型增长,可持续绿色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提出了五大指标,七大计划。因此我们看一看欧洲,会发现欧洲的2020年中国的十二五和美国的当前的回归实体经济结构性调整,我们会发现我们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也就是看未来的五年到十年,谁的结构调整能够取得成功,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我们会发现,英国、日本、韩国,把这个名单拉下来,我们把他各个国家目前所进行的调整,把个表列下来,我们能够发现未来的十年是一个变革的十年。

  二、东亚模式与国际产业转移趋势

  我们知道,东亚的模式是有两种模式,重点说的是制造。两种模式:

  1、我们的台湾以中高端的代工为特征,以参与欧美工序分工体系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外向型经济模式。

  2、韩国的模式,以自主生产为特征,以国际差异化分工和交换形成另外的一种模式。

  我们会发现东亚两种模式都是取得了显赫的成绩,都是很成功的不同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年前,1979年7月2日受到重创,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的自主生产模式受到了重创。因为那次危机是亚洲人的危机,待工的危机受到了重创。

  因此我们会发现十年前到韩国访问的时候,韩国的高官很善意建设我们大陆应该学习台湾的模式,不要学韩国的模式,看看韩国现代倒了、(起亚)倒了。十年后以后,台湾的高官到我们办公室交流的时候,提出我们要学习韩国,他们很担心韩国的代工大厂跟着惠普到了重庆,担心会被边缘化,我们和台湾的高官说,不要担心。你的台湾大厂到了重庆一定会转变待工的生产模式。

  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有这样二元结构的贸易和生产体系,一元以工序为基础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体形成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

  二是以国际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分工为基础,以本地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贸易生产体系。我们会发现这两种生产体系在我们国家发挥着不同作用。

  我们会发现去年的贸易顺差总顺差是1831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是3300亿美元,一般贸易是逆差470多亿。根据以前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加工贸易的本地增值也就是20%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就会发现当人民币快速升值来解决3万亿外汇储备余额的时候,年升幅度是3%或5%,或发现创造顺差的大跨国公司影响很小,大跨国公司的产品价值链主体在国外。因此人民币升值还是出口下条率下调,对跨国公司影响都是很小的。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二元结构条件下人民币的升值,包括快速升值如何解决二元结构产生的调整负担不对成现象,对于我们是一个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要考虑来调整我们下一步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时候,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就是如何解决好领孩子和养孩子之间的关系。领孩子是世界五百强别人养大的孩子有出息,我们把他领到自己家喊我叫爹,要考虑负什么代价。

  还有一个是养孩子,内生性出口因素的培育,我们现在在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都来不及养孩子。都想领孩子,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将对中国长期潜在的竞争力和增长潜力,个人觉得会产生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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