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以改革新突破释放发展新动力

作者:郑新立  时间:2014-08-03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但各项经济指标表明,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这种下行压力既有来自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影响的短期因素,也有来自国内经济周期的长期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支撑的。尽管2007年党的十七大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但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改革遇到的阻力,致使投资与消费等重大经济结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难以承受,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矛盾的集中表现。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通过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释放新的发展动力提供了契机。当前要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必须从改革入手,力求在阻碍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弊端上取得突破,以体制改革新突破释放发展新动力,才能赢得新一轮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释放城镇化潜力

  城镇化是未来十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源泉。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需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10万元以上,每年增加1000万城镇人口,拉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可达1万亿元以上。推进人的城镇化重要的环节在户籍制度,中央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总的要求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为此,要鼓励生产力布局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扩散,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国务院提出重点抓好“三个一个亿”:东部抓紧解决一亿农民工的市民化,中西部再吸纳一亿农民工进城,城市抓好一亿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紧紧抓住这三件事,对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是雪中送炭,并能加快城镇化进程,对稳增长将起到立竿见影之效。

  未来我国的城镇化,将在三个层面同步展开:一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群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都市群,再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这三大都市群的经济总量都将居于世界前列,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二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以周边地级市为节点,形成一批次区域城市群,在拉动省域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三是以县城、小城镇、新型居民社区为依托,形成就地城镇化的格局,在县域经济发达地区,这类城镇化模式已经出现。这三种类型的城镇化,都需要用高铁、高速公路等现代运输方式把大大小小的城市连接起来,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一小时商务圈。基于此,加快建设现代高铁网、高速公路网、航空网、水运网和移动互联网,是推进城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释放农业现代化潜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出了三大突破,包括赋予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以商品属性,具有了交换价值。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大调整。按照《决定》的部署,慎重稳妥地推进相关改革,必将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潜力和土地潜力,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既能增加耕地,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又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将带来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50美元,如能把目前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达1.2万美元以上,从而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党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引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是对人类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部署,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举措。

  第一,允许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抵押、担保、转让。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对农村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等实行三权分离的改革,即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放开。稳定所有权,落实承包权,搞活经营权。抓紧土地确权颁证工作。鼓励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推行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农户凭借土地承包权转让拥有财产性收入,而且一旦转让收入达到甚至超过自己耕种的纯收入,转让的积极性就会提高,这就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种粮大户、合作社等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经验证明,田埂取消可增加耕地面积5%,统一采用良种,统一深耕、灌溉、施肥、灭虫,单产可提高30%以上,投资回报率可达30%。如果北方单季农业地区一个农业劳动力能种100—120亩地,中南部双季农业地区一个劳动力能种50—60亩地,其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或超过二、三产业的水平,农民就能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将成为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推动农业由一个弱质产业转变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并拉动农用工业的发展。

  第二,允许农户宅基地抵押、担保、转让。这将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重要支持。目前,农村宅基地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我国目前城乡建设共占地22万平方公里,其中城镇占5万平方公里,农村占17万平方公里,改革30多年来,我国农村人口减少2亿多人,宅基地却不减反增。要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预期和选择。并能妥善维护好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权等合法权益。

  第三,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要改革征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土地出让金应更多地让农民分享。允许农村集体组织依法并经过批准,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经营性项目建设。

  这三项改革的重大意义,集中到一点,就在于使农民能够像城里人一样,分享到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国际经验表明,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发展中国家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当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在符合用途管制和城乡规划的前提下,制定周密方案,慎重稳妥进行。推进这些改革,将深刻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释放新的巨大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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