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因素之比较分析

——以甘肃为例

  时间:2010-12-23

摘要:历时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未使西部贫穷落后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在国家酝酿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际,进一步探讨制约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对于开发战略之调整与制定十分必要。历史、民族文化、宗教、资源、政府经济管理能力、政府区域发展战略等六个方面是制约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西部   制约因素 比较分析

第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已近十年,但西部贫穷落后的根本面貌并未发生彻底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东西部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其原因固然多样。地理区位与自然禀赋确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前者使运输等成本增加,后者则对发展传统农业等与自然条件紧密相关的产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已不能将其归结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甚至根本原因——与农耕时代比较,现代科技已逐渐减弱区域经济发展对自然禀赋之依赖,战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轨迹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东部省区的飞速发展即为佐证。西部落后有其远比自然禀赋更加重要的深层原因。甘肃在西部省区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历史原因

就经济总量而言,甘肃与全国的差距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拉大的。1952年甘肃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20%,到1978年仍占18%,但到2008年只占106%。改革开放前的差距较小应归功于政府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甘肃失去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给予的种种保护和支持,使甘肃经济社会重新依靠其自身能量、按照其自身轨迹运行,甘肃经济落后,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甘肃历史上没有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以下简称“萌芽”)的研究和讨论由来已久,从马克思主义学者邓拓1930年最早提出有关“萌芽”问题[]至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在长期研究中,由于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未能进行严格意义上辨析和界定,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证自明或毋需证明的概念,因此,直接将“资本主义萌芽”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一方是占有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者,一方是不出卖自己劳动力便不能生存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即无产者。资产者剥削无产者[],从而导致每个研究者都按照其自己的理解、采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论述角度去研究“萌芽”问题,以致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甘肃历史上有无“萌芽”?若按许多研究“萌芽”论著中将凡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出卖,小作坊主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说成是为萌芽’”[]的标准,甘肃的个别地区也有“萌芽”产生,但这不是甘肃的普遍现象。中国的“萌芽”主要出现长江以南的江浙地区,按照今天的区域划分,主要产生在中国东部省区。始自唐代终于清朝中期的“茶马互市”贸易[],既是中国古代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是中原政府控制边疆的政治手段,期间尽管也有甘肃参与,并且在甘肃回民中业已形成经商之习惯,但并不能就此认为甘肃社会当时已经产生“萌芽”。即使贯穿甘肃东西的古丝绸之路,也未能催生甘肃的“萌芽”。

其次,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因素没有传导到甘肃,使甘肃以小农经济和原始畜牧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对稳定不变

中英《南京条约》迫使中国政府开放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通商口岸,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资本主义因素”由此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先是沿海,后是内地,但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始终没有到达甘肃。尽管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曾在甘肃兴办近代企业,但未能触及、更没有改变甘肃稳定的封建经济社会结构。

由于自古以来甘肃内部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并始终没有接触到外部、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因素,使甘肃始终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的社会土壤,这不仅是当代甘肃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西部12个省市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二、民族文化原因

甘肃境内就居住着44个少数民族,其中,东乡族、裕固族和保安族是甘肃独有的三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9.38%。甘肃的民族宗教文化十分丰富,甘肃不仅是中国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和传播地区,而且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在甘肃也有传播。尽管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但在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相似的草原文化具有共同的特征——豪放、粗犷、彪悍、朴实。区域内的汉族居民也深受影响,同样具备憨厚、保守和安于现状之特征。这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效率观念相去甚远。

这种复合区域文化之形成,除受上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外,还与穷乡僻壤、山大沟深、交通闭塞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恶劣的自然环境弱化了人们战胜自然的信心,从而使人们日益保守;与外隔绝的地理环境,使人们缺乏对外界的了解,由于缺乏外部刺激和比较,导致人们安于现状;由于长期不变的小农经济结构,使重农抑商意识根深蒂固。这些都成为阻碍甘肃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

这种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价值和效率观念缺乏,使市场经济发展失去基础;第二,安于现状使人们缺乏对外部新事物和新生活的向往,使人们发财致富的内在驱动力(或称源动力)不足,进而导致人们“财商”较低;第三,小农意识导致人们因循守旧和创新精神缺失;第四,憨厚的性格使甘肃缺乏“挑剔的消费者”,导致甘肃的产品质量不高、缺乏竞争优势[⑤]

广东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先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因素的地区之一,形成独特的岭南文化,岭南文化具有“实用性、开放性、兼容性、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市井性、世俗性等特征”[], “广东精神”可概括为“闯、实、容、活、思”五个字。“闯”是指广东人“敢为天下先”;“实”是指鄙弃空谈、崇尚实干;“容”是指海纳百川、能够包容很多思想的存在;“活”是指处事灵活、不僵化;“思”是指善于用脑思考、不会人云亦云、不会只埋头苦干[]

江浙经济之发达与当地的吴越文化密不可分。它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代表,主要有四大特征:开创性、机敏性、务实性和包容性,“浙商”在全国兴起正是这种精神之体现[]:“不安现状、奋发进取的强烈求富欲望,是其创业精神的源动力;自强不息的自主创业意识,是其创业精神的灵魂;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创业意志,深刻体现了浙江人的韧劲;勤于思考、灵活应变的竞争意识,赋予浙江人特有的灵气,‘挖空心思’捕捉商机、‘绞尽脑汁’寻找市场和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是浙江人创业精神所向披靡的锋芒所在;脚踏实地和讲求实效的务实品格,是浙江人创业精神的价值归宿[⑨]

比较而言,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普遍有三大特征:一是财商很高,发财致富的内在驱动力充足;二是善于冒险,富有创新精神;三是“斤斤计较”,富有价值和效率观念。如果“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确实是甘肃精神的高度概括的话,那么,它与岭南文化和吴越文化之差距就一目了然。甘肃文化是典型的贫困文化,世世代代甘肃人尽管竭尽所能辛勤劳作但始终摆脱不了贫困,对贫困已经近乎麻木,并产生听天由命的宿命观,贫困文化产生于贫困经济之中,并对贫困经济产生重要作用[⑩]。它使甘肃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缺乏根本的内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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