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开放型经济仍存坚实基础

作者:周天勇  时间:2016-06-13

 

  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贸易、消费和投资规模,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最坚实的基础。要看到中国走出去的基础、优势和机遇,要心中有数,而不能因经济下行而失去信心。

  经济进一步开放,是中国在国内总需求疲软、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增长下行情况下,向外谋求市场、转移产业、提振经济增长、扩大发展空间的重要战略选择。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本讲拟从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条件和环境的变迁,中央“一带一路”等新开放战略及其形成背景,未来中国经济开放与合作的优势和风险,以及对经济开放战略、体制和举措的补充、改革和出台等方面,展开叙述和讨论。

  一、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及环境变迁的简单扫描

  从1979年算起,经济开放经历了近38年的时间。期间我认为经历了开放起步、扩大开放、和全方位开放的三个阶段,并在2013年,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了一个新的开放和合作发展的时期。

  (一)1979到2012年国内外环境与开放阶段的素描

  1978 至 1991 年为经济开放的探索开放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为标志,从国内看,中国结束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初始为出口创汇,平衡工业现代化装备需要,创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行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制定外资准入规定,税收优惠,采取灵活的土地政策,颁布了外商投资法等等。先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进入对外产业,1988年起,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流动,开始了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的释放。

  国际政治上,21世纪70年代,中国在大国国际关系上实施了联美抗苏的战略,经济上美国对中国实行最惠国待遇,使中国在1979到1989年间,获得了一个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1989年间,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等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外部环境开始趋紧。但是,我们估计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没有变化,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没有动摇。

  1992到2000年,是一个扩大经济开放的阶段。虽然中美及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处于紧张阶段。但是,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标志,仍逆势而上,冲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允许国外资本进入中国,设立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到中国办独资企业;对外开放由沿海扩大到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特别是实施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开始谋划和起步。

  从二元结构转型和世界产业梯度转移看,一方面,国内过去在农村堆积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处于一个刘易斯称之的无限供给的状态之中,在对外开放中具有比较经济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比较优势,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加工工业向中国转移,加速了技术、资本、人才和先进管理经营的流入,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和深入。

  2001到2012年间,中国以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进入了全方位经济开放阶段。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方面的看,本?拉登事件,使美国及西方国家调整对华关系,最重要的是其影响的WTO,2001年谈判结束,让中国加入。虽然贸易摩擦后来加剧,但总体上是对中国经济开放较为有利的12年。

  这一阶段中,中国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和区域经济合作,按照 WTO 规则全面调整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制造业开放水平大幅度提高,提出并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制造产业继续向中国转移,而欧美的制造产业也向中国开始了转移,20岁左右人口的增长处于上行期,与中国国内劳动力转移优势相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并向全球输出中国制造产品。

  这三个阶段的开放,推动了中国1978年后长达34年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GDP规模从改革开放初占全球1%左右,2012年上升到11.6%,人均GDP从150美元左右,提高到了6100美元,使一个经济落后,发展整体处在农业社会阶段的低收入贫穷国家,进入了制造业发展阶段,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小康国家。

  (二)经济开放与合作国内外形势与环境的变化

  2012年前后,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大国关系中,美国能源自我供给的程度提高,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其不需再在中东投入很多的精力维持安全。2011年5月本?拉登被击毙,标志着美国在中东的反恐告一段落;加上美国政府负债率接近甚至高于GDP,而多年中东反恐花费高达5万亿美元以上,国防预算受到国会和舆论的质疑和牵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西方有一段蜜月期,但逐步又发展成对抗关系。然而,美国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由于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及其没有活力的经济结构,俄罗斯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美国不应当将其看成是自己第一位的竞争对手。

  中国经济规模从加入WTO时占全球的3.7%,在仅12年的时间里上升为11.6%,GDP和贸易总量均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又是世界上人口规模第一大国。美国政学界觉得,危及美国世界领导地位,影响西方文明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战略上,美国将中国列为博弈的第一对手。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的政治和军事上的互不信任和对立,影响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域的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而且,这些地区的擦枪走火,甚至升级为地区冲突的风险,不利于这些地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包括不利于东亚各国共同开发东海和南海资源及各类海洋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包括东部亚洲各国货币金融体系动荡一个潜在的诱发因素。

  美国一些学者和舆论认为,从美国的国家利益看, 2001年让中国加入WTO,实际是其战略性的错误。于是也布局了经济的亚太再平衡战略。(1)重构贸易和投资国际经济秩序。放弃WTO及其深化谈判的继续努力,将TWO客观上边缘化;着重进行环亚太自由贸易区、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服务自由贸易协定等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布局,主导制定新的规则,游说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强化以美国为中心利益经济共同体的形成。(2)美国国内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维持美元的低利率,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能源的低成本,吸引制造业回流和重振国内制造业,提高美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缩小和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3)中美双方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合作博弈中的博弈多了一些,政策协调等合作少了一些。互信、信息通报、协商等合作不足,甚至有非合作性的博弈,这有加剧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包括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风险。

  因此,结果是:(1)中国经济开放战略在向东方面,受到美国的牵制。美国亚太政治和军事再平衡战略,以及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谈判及签约,含有影响和压缩中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特别在西太平洋地区对外经济开放空间的意图。(2)在美中和美俄关系趋冷,中俄关系环境特征是联合和相让。(3)中欧关系环境特征是欧洲务实,既存在着跟随美国意图,对华反倾销,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博弈,也以经济利益为重,对中国市场增加出口,从中国获得发展需要资金等利益,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市场规模巨大、储蓄率较高的中国,建立和形成相互合作的政治和经济关系。(4)中印关系环境特征是历史纠葛,潜在竞争,有客观和巨大的经济合作需求和机会。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在阶段上有差别,经济结构及分工与协作上有着程度较高的互补和合作性。(5)中亚中东非洲与中国的关系环境,发展中国家和石油国家,经济发展上望与中国合作,但许多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较高。

  二、经济开放与合作战略的转型及其优势和风险

  基于上述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形势变化和格局,2013年开始,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战略,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这里概括其内容,并提出实施战略的优势,包括挑战和风险。

  (一)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战略的转型

  首要的,在地缘经济上,稳定扩大东部的努力不变,与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对应,也进行了中国对外经济开放西向的地缘布局重构战略,重点是陆上西向中亚南亚、中东、俄罗斯、非洲、欧洲,以及海上西向的东南亚、南亚、非洲到欧洲的经济开放战略,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个地缘经济合作组成部分,也即形成一带一路开放战略。

  其次,结合一带一路西向经济开放战略,成立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同时人民币加入SDR,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增强中国对国际金融秩序组成和运行的影响力。

  再次,加快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建设和完善,适应与WTO并行形成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新形势和新秩序。到2016年3月底,中国已签署并实施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2016年重点推进与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其三大内部署和内容是: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程;二是努力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三是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

  第四,以国内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复制推广促进国内经济进一步向外开放。国内率先从上海建立的国风单边自由贸易区,后又复制扩大到广州、天津和福建三地,目前又有许多地区正在申请和等待批准。从这一次在以国内单边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开放来看,其主要的意义在于服务业开放,改变市场准入制度,以及用开放倒逼各有关方面的体制改革。

  (二)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优势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结束,劳动力成本、土地等价格上升,生态环境标准和要求提高,重化工业提前结束,制造业全面过剩,投资和消费下行,传统对外经济开放的优势突然间消失。那么,是不是中国就没有对外经济开放的优势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贸易、消费和投资规模,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最坚实的基础。2015年全年,消费商品和中间产品市场规模就高达13.86万亿美元。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在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不论贸易保护主义多么盛行,不论TPP等贸易和投资规则怎样想方设法排挤中国,任何一个想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谋取分工、协作、交易等过程中获得利益,促进自己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不与这样一个在全球数一数二、举足轻重的经济体收缩,甚至停止贸易和投资关系。

  其次,中国走出去过程中,工程建设安装等方面的能力,竞争实力全球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工业化和城市推进的过程中,在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过程中,练就了一些大型和特大型的建筑安装企业,它们储备了这方面的优秀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员工,装备也日益优良,在桥梁吊装、隧道掘进、构筑坝体、铺设道路、建筑房屋、架设电网、设备安装、填海造地等等方面,形成了很强的工程施工能力。

  再次,到了产业、工程能力和投资配套走出去的时机,而且经济规模和较高的储蓄率为这种配套可提供资金和金融基础。前面已述,全球到了中国产业向东南亚、南亚、非洲和中亚中东的第六次大转移时候;而这些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需要建设钢铁、有色冶金、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生产能力;包括中国到欧美的投资并购,也是一种产业更高层次的区域和方式选择。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属于居民储蓄率水平较高的国家,这使得中国产业向外转移和建设,有国内资本输出,提供股份、借贷、金融租赁等各种形式的资金保障。

  第四,中国有规模最大和一些领域中领先的技术创新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和制造业发展培养了熟练的技工劳动力,有日益提高的良好的制造业装备体系,研发新产品,提高制造业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有雄厚的基础。中国自主创新的制造业产品,如高铁、核电、人造卫星、手机终端等等,近几年在全球市场上,其竞争力日益增强。

  第五,中华文明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优势及其中国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中客观的互补格局。从中华经济圈讲,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其文化在历史上有往来和交流,在经济交往上有着一定的东亚文化潜移默化的熟悉和认同,这种文明的历史传承和相近,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也起着容易信任和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目前全球华侨总人数约在5000万人左右。从贸易规模看,如2015年,中国与周边高梯度发展国家韩、日和低梯度发展地区东盟之间的双边易贸额,为1万亿美元左右,占到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5%左右。

  总之,要看到中国走出去的基础、优势和机遇,要心中有数,而不能因经济下行而失去信心。

  二、清醒认识经济开放的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中国转向产业转移、资本输出式的经济开放,刚刚起步,经验不足,体制等准备也不足。有着许多弱势,面临着诸多的风险。

  首先,走出去的各方面体制不适应世界经济竞争和合作的要求,体制软实力较弱。(1)从中国走出去的主体看,国内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家族私人企业,其股权和治理结构不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竞争的要求。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缺陷是:对国内产业需要向国外转移的反应较慢,准备不足;走出去投资建设过程中和在外运营容易发生内部人控制问题,道德风险较高;中国私人企业也存在着攀关系行贿开道、忽视可行性研究、偏好高风险区域及项目、追逐短期利益的问题。

  (2)企业、行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体制,也存在着不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竞争和合作要求的问题。一方面走出去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决策方面,其自主权肯定不会有上述国家跨国公司大;另一方面,由于可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及道德风险,政府又不能不管。这就形成走出去企业要根据横向的国际市场经济的各种信号,以及社会投资人的利益,进行决策的要求,与由于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还要受国内纵向政府各部门或多或少信号及意图对决策的影响和干预,也即政府或多或少地要替代国际市场来调节企业的决策和行为。

  这在理论上是扭曲的,在实践上也会发生许多错位和失误。而对走出去的私营企业,便利化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政府提供的各方面服务要比上述国家少一些,走出去的信息也统计不完整,外交向为经济服务转型,司法方面可能监管不到位,安全保护措施也在建立之中。并且,在外的非政府性的整体、国别、行业和城市筹划和规划,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较为薄弱。我们在以中国为发端的第六次世界产业梯度大转移中,迫切需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但是,体制有可能使我们的急需走出去,面临着要么缓慢,要么走少了、走没了、走丢了的两难困境。

  其次,对外经济开放中存在着文明认同冲突的多困难和高成本,意识形态、宗教和世俗文化等文明软实力不适应全球竞争的要求。(1)在资社之分上,作为一个国际上少有的坚持共产主义理念的大国,客观地讲,碰到意识形态交流和认同孤独与困难。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挫折,中国在意识形态文明方面,是世界上极少数伟大正义而孤独的国家。而国际间贸易和投资,往往与有产者和非共产主义国家政府间展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明显存在着根本性的文明之冲突。

  (2)宗教文明认同方面的存在着困难。走出去的驻外机关人员,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领导,包括一部分私营企业管理层,是共产党员不信教,这就在其他国家在利用宗教推动经济开放和交流的竞争的时候,客观地讲,我们确实处于被动局面。(3)在经济开放中文化习俗的认同方面,我们也有着许多难题。明清的封闭和国力的衰落,制约了东方儒家文化文明进一步的传播;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孔和批孔,以社资方面的意识形态文明代替世俗文化文明,对中国传统的本来有生命力扩展和竞争的文化文明,形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影响。曾经强有力影响了东亚和世界的中华世俗文明,今天也处于竞争的不利境地中。

  再次,我们在对外经济开放现代全球文明软实力建设方面,处于积累经验阶段,也有许多的不足和缺陷。(1)新闻软实力竞争方面,中国在一些在外国家的舆论竞争中,没有自己主导的媒体,主动权在对方,疲于应付。(2)在非政府组织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帮助组建对华友好的非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打交道,运作非政府组织,进而也进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软实力竞争,经验不足,基础薄弱。

  (3)在契约和法治方面,中国企业对所在国当地法律研究不充分,签约时对各条款考虑不缜密,对合同漏洞和法律风险的估计有时不足,出现纠纷后及时依法交涉和司法诉讼或者第三方仲裁等程度不熟悉等问题程度不同地存在。(4)在社会责任和形象方面,中国一些企业销售假冒伪劣,乱采乱挖,砍伐森林,破坏生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负面影响,这使经济交往的谈判、签约、民众支持等方面的效率和程度下降,成本大大提高。

  (5)在本土化方面,对外公关、企地及企民关系方面,不同文明的差异和摩擦较大,融合性差,企业的效率也受到影响,常常造成较大的冲突成本。(6)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许多企业在走出去时,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公关和安全培训,应急预案和应对的能力较弱;对中国走出去人员生命和个人及企业财产等安全,还没有形成成熟和有效的平常及危机时的保护体系。

  三、开放合作战略、体制和举措的补充、改革和出台

  我们新的经济开放和合作,需要确定一些重要的原则,对既有的战略进行思路和补充,并结合其进行一些关键部位的体制改革和举措配套。

  (一)对外经济开放需要处理的几个重大关系

  一是需要处理好中国对外经济开放中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政治经济交往中理想主义人类共同利益与现实主义中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开放项目的政治性和经济性的关系。二是需要处理好对外经济开放中政府、走出去企业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要有这样的定位:政府引导和营造环境,企业为主体,国际市场化运作,由全球市场调节。三是需要处理好一带一路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与短期产业关联平衡发展的关系。

  需要对对外基础设施投资和贷款等,进行认真的产业关联平衡与市场需求的可行性研究。四是中国仍然处在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外经济开放应当还是以国家利益,特别是以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为重,需要处理好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与国民收入长远和总体上应分配的国民收入要回流国内的关系。 五是需要处理好中国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及经济能力与对外开放步伐和平衡的关系,即需要处理好对外开放决策、行动和利益与经济发展有不确定性和支撑力方面风险的关系。

  (二)对经济开放和合作战略的思考和一些补充

  那么,未来对外经济开放战略,有哪些重点,需要有什么样的补充,并且与哪些方面结合起来推动呢?

  首先,经济开放中,要进行产能合作,国内一些制造业要走出去,一些建筑安装能力要走出去,这要与国内的去产能结合起来。在国内制造业几乎全面过剩的情况下,需要中国技术水平适合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需求的产业,从体制、政策等方面,鼓励它们走出去,即去产能,又形成中国经济开放的力量。

  其次,对外直接投资和走出去办厂与进出口贸易、金融、总承包设计等服务、装备、建筑安装、国内元器件等形成配套和带动关联。从转型的角度看,与进出口贸易、金融、总承包、设计、经营等服务和商业模式相结合,形成综合的多个方面的效益;而国外的建设和工厂,在国外形成的品牌和市场,与国内的装备、组件、原料等形成供需关系,带动国内产品的销售,形成走出去的内外关联效应。

  再次,对外经济开放战略中,既要实施投资、基础设施、产业走出去,然后获得市场,带动国内,以及国民收入回流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利益;也要高度重视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技术服务等贸易逆差,资金与国内经济脱离性质(移民和利润不回流)的外流等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第四,经济开放中,从重视货物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工程建厂等,转向与科学、教育、知识、人才、技术及其项目的双向交流并重。大量地引进科学教育、适用和尖端技术、各方面的人才;到全世界去购买新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及其项目,投资并购技术水平较高的中国制造2025需要的工厂。重视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产品出口和产业走出去,提升和筑牢中国的竞争优势。

  第五,对外经济开放中,国内结构调整与国际地缘政治布局,战略路带区域指向与市场需求地关系,双边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要统筹考虑,合理平衡,相机组合。应当积极推进国内颠覆性能源技术产业化,逐步替代进口的石油天然气,逐步提高能源的自给率。减少和降低能源的对外依赖,提升中国对西对北在经济交往中的议价和其他要求的谈判能力;在安全力量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放在东部,与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平衡。

  南部的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密度大,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时期,市场需求成长前景较好。在基础设施连通、产业转移布局等战略上,秦国湾与安达曼海之间地峡运河、中缅通道、中印缅通道的建设,产业向东南亚和南亚之间转移,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讲,似乎更为现实和经济。

  中国在未来与印度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上,也可以考虑采取日本与中国政冷经热的组合模式。以使中国通过开放发展,经济合作,分享南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国家利益。

  第六,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本输出、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和人民币国家化等战略结合起来。中国的产业走出去、基础设施建设要与金融走出去以及资本输出相配套和组合。中国发起和参与的亚投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应急储备安排、新开发银行等等,构筑国际金融新机制和新秩序。 “一带一路”战略和“马歇尔计划”存在一定相似性。首先通过其提升人民币的流动性,并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跨境结算和使用,努力使人民币成为投资和交易货币,并在远期最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三)开放方式选择、体制改革和重大举措

  按照前述的中央对外经济开放战略的部署,以及有关原则和战略补充及调整,应当有以下管理方式、体制改革和重大举措。

  首先,从中央和国务院对对外经济开放的管理和调控看,在顶层规划方面,宜粗不宜细,宜宏观不宜微观,定位于方向性和指导性;但是在第一层级上,应当有产业合作导纲;以民间方式,参与所在国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等等的研究和制定。

  其次,微观上,走出去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外项目投资,一定要有真实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谈判签约的律师咨询。国家有关部门,要整理和总结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外项目投资失败的案例,进行警示。对于民营企业,倡议其在走出去投资项目时,认真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及法律咨询;由于是国有出资,对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在外投资项目,必须规定要聘请有水平的机构,进行投资可行性研究。

  再次,对外经济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形成现代防风险有竞争力的开放经济体制。一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可以吸收所在国政府或公司,其他多国战略投资者入股,形成中国控股的多国多方公司体制。中国民营在外企业,也要鼓励其建立股权开放结构和治理结构合理的现代家族跨国公司。二是要形成企业在外投资和经营合作竞争的协调机制。应当建立有效的在外行为协调机制,对于中国企业在外相互间恶性竞争,进行干预。三是需要建立国家顶层的经济开放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国家各有关部委局,对经济开放和合作,进行政府部门间规划、政策和行动的协调。

  第四,一带一路设施联通建设要与综合开发、产业连动相互配合和促进。通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以综合开发的模式进行。将一带一路建设与转移国内产业结合起来,同步规划,同步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意图与国内各行业进行信息和规划对接,形成投资国和被投资国、国内出去的建设方和产业转移方,均合作双赢、利益共享的投资、开发和建设模式。

  第五,强化对外经济开放中的契约、规则等意识,主动参与,甚至主导这些方面的制定、话语权,习惯和形成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和成果。也即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建设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学习经验,逐步成熟,还筑就对外经济开放中这方面的软实力。

  第六,在对外经济开放中,融合交流,打好文化、宗教、民族、民间组织、新闻舆论、本土化等软实力牌。在意识形态、宗教等方面,要本着内方外圆的原则,建立与中国有同样宗教的所在国的宗教亲善和交流,发挥其推动双方经济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文化上打好国外民众感兴趣的中国优秀、传统、历史和乡土等文化牌,使他们对中国文化文明有亲近感;与在外华人华侨,跨境民族(周边)等,讲同祖同根,血脉相承,使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开放中的促进力量;积极参与当地新闻机构的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对华友好民间组织的发展和交流;了解当地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学习他们的语言,特别是走出去的企业应当与本地文化进行融合,打好中国经济走出去本土化这张牌。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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