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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信仰是慈善之源

  时间:2011-06-24

  对话经济学家赵晓(中国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本刊总主笔 | 朱敏

  01 捐款并不等同于慈善

  功利的社会氛围迫需改变。有些企业家的捐款行为实质并不是慈善,而是相当于一种利益的保护和交换。这种“慈善”反倒加重了国人的不信任感

  《中国慈善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燥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而最近发生一波接一波的名人失信悲剧,更令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企业家的道德与信仰,到底缺失到了什么程度?

  赵晓: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改革开放30 年的成就同步提高。近三十年间崛起最快的是企业家群体,论财富,已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即便如此,他们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幸福。中国人实在太重视功成名就了,自古说“成者王,败者寇”,很强调成功,认为成功比什么都重要。凡事物极必反,一旦急功近利,就会心烦意躁,不顾一切,就会丢掉他身上那些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

  社会功利的氛围是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的。即便有些企业家的捐款行为甚至所谓“裸捐”,仔细看你会发现,很大程度上,其实质并不是慈善,而是捐给了公安、税务等政府部门,相当于一种利益的保护和交换。这种“慈善”反倒加重了国人的不信任感。还有一些地方,警察为了当地的企业竟然跑来北京抓人,也是利益的驱使。

  《中国慈善家》:中国身价最高的职业经理人唐骏曾信誓旦旦地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当唐骏“学位门”事件曝光后,人们无奈地发现,能被复制的恐怕并不是成功,而是造假!这并不像是句玩笑话,就算是,也属于黑色幽默。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不仅可以“成功”,他的“成功”还能被复制,多么可怕?!

  赵晓: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陷入了“木桶原理”陷阱。众所周知,最后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块短板就是诚信。市场经济能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市场的博弈可以降低撒谎人的行为,法律的严厉惩罚也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如果只靠这些,市场经济运行的成本将会很高,甚至高到难于运行的地步。凡是缺乏自我约束,完全靠外部高压来运作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最贵的市场经济。而市场伦理恰恰是一种自发的道德约束,能够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

  02 “宁失一帅,不失一信”

  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对“道”或者说上帝的一种理解和遵从。凭着这个信仰,人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信仰是道德之源,也是慈善之源

  《中国慈善家》:在美国,骗人的成本非常高,就像有的中国偷渡者以诸如政治庇护为借口,很容易获得绿卡,不过虽然好骗,一旦发现你撒了谎,惩罚会很重,骗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而在中国,骗人的成本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唐骏,事后依然稳坐泰山,甚至认为“有能力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背后的本质,正是信仰的缺失、伦理的沦丧。

  赵晓: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对“道”或者说上帝的一种理解和遵从。凭着这个信仰,人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就不敢做坏事。而不是说通过一种理性去证明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不做坏事,它是人本身凭着一种信仰才不去做。如果自己的企业没有商业道德,自己做了那些坏事,比如朝奶粉里面掺“毒药”,那么这个企业肯定做不长。因为相信这个,所以有些事情人就不会去做了。这个就是从一个人的信仰引出的道德,所以信仰的确是道德的源泉。

  《中国慈善家》:信仰是道德之源,也是慈善之源。宪法也赋予了我们公民的合法信仰自由,只不过多数国人的信仰还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的往往成了以祭神拜鬼来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寄托;而且,社会大众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成功学”盛行。这二者究竟有没有内在关联呢?如果有,是不是都跟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有关?以您对欧美的考察来看,东西方之间,信仰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赵晓:首先要回顾西方的历史经验。美国是新教徒跑到美洲大陆建立起来的国家,他们不认同欧洲的宗教理念,于是跑到美洲大陆去。构成美国法律基础的是“五月花号协议”,主旨就是万事大家都商量着处理,公民来组织社会,没有强加在公民头上的权力,但人们心中有信仰的约束。美国的宪法,基本上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想实施的。原因是他们相信人都是有罪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有法律制约。而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总想出现清官,想要好皇帝。美国人从来不相信有好皇帝,不管你是什么人,总是有罪的,如果不加以任何约束,最终一定会变坏。于是,中国人总在找好皇帝,而美国人找好制度,按照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信念路径建构了美国社会。

  《中国慈善家》:欧洲的情况我也略有所知。他们经过了数百年的革命进程,包括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权力垄断的天主教时代,极大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后来,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欧洲逐渐变得自由和民主。

  赵晓:实际上,欧洲近现代文明也是因宗教改革而逐渐兴起。而中国,至今在最深层次理念上的启蒙还未真正完成。“五四”启蒙的是民主与科学,后来经济学家杨小凯发现“民主与科学”并不是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自由与共和”,即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实行三权分立。再之后他发现,自由和共和的背后是信仰。经济发展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社会,或被基督教国家改造过的国家,比如日本,它是被美国进行全面手术,实行三大改革后才开始腾飞的。而事实上,美国是基于基督教信仰而建构的一种政体,其制度特征足以证明,制度就是一种文化,只不过使之“硬化”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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