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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中国亟需一场全方位的教育体制改革

——探寻“钱学森之问”的解决路径

作者:顾明远 丁钢 阎光才 熊丙奇 胡守钧 任荣明等  时间:2011-12-19

  教育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顾明远

  我们刚刚庆祝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已经从一个充斥文盲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人力资源大国。60年来,我们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现在各个领域里的骨干都是解放以后培养起来的。今后的任务是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要培养一批杰出创新人才。建立人力资源强国,教育肩负着重要的任务。我觉得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延长国民受教育年限,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二是培养一批杰出创新人才。最近大家都在讨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太容易。这是一个复杂的、带有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有社会环境问题,有教育制度问题,也有劳动人事制度问题等等因素的制约。

  单从基础教育来讲,当前最大的弊端是功利主义、应试教育的干扰。由于这种干扰使我们的教育围绕考试转,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全然不顾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不培养学生智慧能力,而是培养学生成为应付考试的机器。这个弊端人人都看见,人人都痛恨,但就是改变不了,也不愿意去改变。为什么?我只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2007年11月,我在成都市参加青羊区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老师、学生和家长。大家都谈了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看法。最后要我说点意见。我就说,要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首先老师有责任,要把每堂课都上好,让每个学生都听懂学会,这样就可以少布置课外作业;其次家长有责任,学校减少了作业,家长不要给学生加码,现在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补习班学习,周末也不得休息,增加了学生的负担。我说: “我最讨厌奥数班,人人学奥数,这是摧残人才。”话音刚落,一位小学生就举手发言,他说: “顾爷爷,你说讨厌奥数班,但我们不上奥数班就上不了好的初中,上不了好的初中就考不上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高中就考不上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将来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我们怎么养家糊口啊?”这样的话出于一个十多岁孩子之口,正是又可笑又可悲。但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可见教育要改革又何其之难!

  但是教育并非无能为力。要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改革培养模式和方法,对于人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冲破什么传统观念?最主要的是人才观、成才观。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广义上讲,只要有社会责任心,有一定工作能力,勤奋努力,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都是人才。但人才是有层次的,杰出的人才只有极少的人才能达到,是人才中的精英。教育要找出培养一般人才和杰出人才的平衡点,就是要坚特公平而有差异的教育原则。所谓教育公平,从最终的结果讲,就是使每个人通过教育都得到充分发展。但人的天赋、生长环境是不同的,只有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也即因材施教,才能使每个人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公平和差异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如果不顾学生之间的差异,施行一律不变的教育,这对学生来讲是最大的不公平。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却违背了这条规律。每个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都想把他(她)培养成精英。但是事与愿违,反而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伤害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个人的特长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要改革培养模式和方法。现在的培养模式是知识的填鸭式,而不是因材施教,不是启发式。成才之路是不是知识学习得越多越好,是不是考试分数越高越好?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成才需要有综合的条件,也就是说泥土中要有多种养分,花木才能生长得好。教育最重要的是设计学生成长的环境,指导他(她)主动地、积极地学习。我总觉得,培养学生的兴趣是基础教育最最重要的内容。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恐怕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学生较早地对某个学习领域有了兴趣,再加上勤奋努力,有克服困难的毅力,我想他将来就能成才。因此,基础教育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培养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自强心、责任心,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毅力是十分重要的。

  地方政府的思想要解放,改变教育政绩观,不要给学校压升学指标,要真正为人民负责;把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为什么山东省能做到的别的省就做不到?为什么成都市能做到的别的市就做不到?为什么有些学校能做到的别的学校就做不到?关键在于思想解放不解放,敢不敢于创新。我们并不反对考试和升学,但升学率是一个常数,这个地区高了,那个地区就低。如果只考虑升学竞争,就会牺牲儿童的幸福。同时改革和考试升学也不是矛盾的,是可以找到一个契合点的。

  教育要改革,要创新。改革创新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特别是舆论界要支持创新,支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要只是用挑剔的眼光来看待创新,怀疑创新。例如这次北大招生改革,实行39所中学校长实名制推荐。本来是一项改革创新的尝试,但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且公布八成论者不赞成,这种势头似乎想把这次改革的尝试扼杀在摇篮里。这种舆论环境很不利于改革创新。这使我想起鲁迅在80多年以前的1924年,在北京师大附中的一次演讲,叫《未有天才之前》。他在演讲中讲: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又说: “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就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他还批评一些“恶意的批评”,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鲁迅在北师大附中讲话的那一年,钱学森正在附中读书,钱学森正是在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的中小学不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成为天才,但要使天才有生长的土壤。因此,我希望大家都来做泥土,培养出美丽的鲜花和参天大树。希望全社会都来支持改革,同时进行监督,逐步建立起社会诚信,把教育推向科学、健康发展的道路。

  杰出人才培养:一个制度文化的分析视角

  丁钢

  钱老之问,无疑切中了今日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机制之痛。然而,痛定思痛,我们必须反思人才内涵、培养机制以及其背后的制度文化原由。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现象的就事论事上。

  改革开放以来,创新型人才的内涵经历了从复合型人才、跨学科人才到跨学科领衔型人才演变。改革开放初期,复合型人才的定义是外语加计算机,而进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这些已经成为人才的基本要求了。如今,跨学科的人才成为需要,学科交叉融合不仅存在于理工学科,也在人文学科中取得较大发展,如哲学人类学、教育经济学、经济心理学等。跨学科人才形成,不仅涉及跨学科的学习经历,也意味着跨学科的研究经历。而今天最为缺乏的是跨学科领衔型人才。要实现自主创新的国家,必须要培养一批顶尖的、一流的、跨学科的领衔人物。就像钱老一样,能够同时跨越几个不同的学科,有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并以此作为知识和能力创新的支撑背景,才能够去做创新性的工作。

  由此,我们可以把创新型人才素质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与人合作的能力;二是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探索创新的工作能力;三是精通某一知识领域;四是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背景。现在很多的科研攻关都需要团队合作,但只有具备跨学科研究的杰出人才才有可能领导这样的科研团队,从而做出创新的工作。

  进而,我们需要区分创造型人才和革新型人才。创造型(Creativity)人才强调以某一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并在学术背景中形成和解决问题,取得以科学规则为基础的新的知识贡献,以及强调遵照科学规范的稳定的研究实践,具有半永久性的、以建制为基础的团队;相对而言,革新型(Innovation)人才则为涉及多个专家领域的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注重在以应用为基础的背景中确立和解决问题,在交互作用、不断协商的情境中进行知识改造,强调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态的研究实践,具有问题取向的、非建制性的团队。

  其实,无论是基础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尽管大学倡导优秀的学者在自己领域中追求思想的自由,能够为大学增添活力和创造力,但共同使命下的共同体与个人身份的混合,联结着整个机构成员,并使他们在追求各自目标时有着共同利益。因为独立性、个性化及它们之间的结合比个体成员能力的总和要大得多,由此他们既作为专业领域的一员,又进行跨学科的交叉教学、研究,成为大学共同体的一部分。[1]

  从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出发,我们的大学内部还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变革。一是课程设置,包括开放各学科课程,跨学科选课和形成两套相配合的课程体系;二是学习组织,包括跨院系组织学习,跨学科导师小组和强调研究性学习;三是机制变革,包括学科群组织,建立跨学科的合作平台和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概而论之,我们需要转变人才培养理念,重塑人才培养素质,形成新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目前,我们大学里的学院数量过多,容易造成各学科和专业之间相互独立甚至孤立。每一个院系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堡垒,堡垒越多,壁垒就越深,而壁垒越深,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一种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的原因之一。有人说,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三个和尚没水喝”,似乎中国人缺乏人际合作的可能。其实,关键是要看“三个和尚”是各自完全分隔的利益个体还是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体制和机制是用来调节人与人和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只有既关照每个个体或机构的利益,同时又考虑到个体和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的利益关系,这样的体制和机制才能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进而说,虽然教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也不是万能的。而形成文化的关键因素是人的活动及其价值文化取向,制度只是其外化形态并随之变化的产物。所以,在体制和机制改革的背后,我们还要关注其深层的文化原因。比如,儒家文化把个体人格理想的实现和价值的体现,看作是一个经过社会转化的过程,即个体价值的确立需经由社会的承认,因此个体非常在乎社会性的评价如何。这同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主义,以及对在社会性活动中所谓个体独立品性和目标的强调,有着很大的取向差异。

  这种文化基因本可以使我们在社会发展中求得相互和谐发展,可以在实践上呈现出自身的文化底蕴和行动方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从目前所强调的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形成,无论是从创造型人才还是革新型人才的角度来看,团队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具备文化基础的。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个体独立品性和目标来源于集体的合作所形成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这点,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于自己在杰出人才培养和形成方面上的深入反思,同样也将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文化资源。

  但在实际的制度操作层面,我们却把这种关注社会转化和社会性评价的文化推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在政策导向中我们总是热衷并强化名目繁多而且各种层级参与的评价制度,我们的许多政策导致这种极端现象的持续存在。其中典型的现象便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诺贝尔奖的文化情结,它弥漫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各个领域。这种情结把诺贝尔奖异化为科学探究的目的,而非科学探究本身的自然结果。这种情结使我们在各种名目和各种层级的评价制度面前,难以沉下心来,于是各种浮躁现象层出不穷。可以说,当这种日益增多的评价制度异化为强烈的功利化目的,名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诱惑,而成为一种合谋。我们真的想要培养出优秀人才和杰出人才,这种评价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来源:《探索与争鸣》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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