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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郑也夫:中国教育的症结与疗救

作者:郑也夫  时间:2013-07-03

  导语:过得很愉快,且有尊严,这正是分流的前提。如果精英一定要通吃,地位、荣誉、物质,一个都不能少,其他人就不会欣然接受分流,会跟你死拼,打得两败俱伤,让所有人的学习变得异化。

  郑也夫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刚刚完成一部专著《吾国教育病理》。他惯以两手写作,一手写纯理论的学术著作,如《代价论》和《信任论》;一手写批评时事的杂文,如《走出囚徒困境》和《被动吸烟者说》。他的新著结合了两者,既呈现对教育病理的追问,也体现了对当下国情的关怀。

  作为知青一代人,也夫曾做过九年知青。这段经历让他对所处的社会非常不满,青年时代就开始求解不合理现象的来源。这一追问促使也夫后来进入学界,也铸造了他追求真知的性格。多年前我在人民大学读书时,曾听到有位老师半开玩笑地称也夫为“杠头”,也就是北京话所谓“较真儿”的人。既然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他也就不在乎职称评定所依据的那些“学术八股”。也夫在访谈时明确说:“文章能否在优秀的学术期刊发表,我其实无所谓,关键还是伺候自己的兴趣。生活当中自己看到些问题,求个解就很满意了。”

  在受过学术训练的读者看来,《吾国教育病理》并不太像严谨的学术著作,一些细节也未遵守“学术规范”。这部研讨教育问题的著作,大量参考文献却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甚至生物学文献。《吾国教育病理》看似“四不像”,其实“功夫在诗外”,它继承了也夫一贯“辐辏式”的治学风格。他撰写一部著作,先确定主题和子主题,然后自己找书东看西看。他无视学科界限,一方面在每个领域都不如专家精通,另一方面在每个领地都显示出“通人”的智慧。他自称更重视写书,不重视论文,因为后者要伺候很多“八股”规矩和学界同仁的品位。

  子曰:“述而不作”,也夫则喜欢先述后作。他在北大开设“教育社会学”选修课,至今已经讲过三四轮。他一边教学相长,一边阅读积累。据也夫讲,出于对中国教育的强烈不满,当初开设这门课的时候急了一点,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开始上课。其间时有事情搅扰,最后成书却费了些周折。此书由解析“素质教育”概念开始,分作两大篇章。作者一边反思中国教育之痛,一边也积极考虑应对之策。为缓解高考竞争之惨烈,他开出了“分流”的药方;为保护创意天才之成长,他提出了“放权”的建言。

  采访也夫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学者的世界不同于常人的世界,进入他们的天地要费力“爬上巨人的肩膀”。在采访中,我尝试着将也夫引向不同方向,与其他观点产生碰撞。然而,他似乎更愿意遵循自己的逻辑,阐述中国教育当下的病理。在采访开始,我故意问他中国教育有无特别值得肯定之处。直到访谈结束,也夫思索再三,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既然乏善可陈,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批判之言吧。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郑也夫

  高中学习催生厌学和焦虑

  问:我和你这代的老师交流,不少人反映,比起你们那一代,现在的大学生读书很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体会?

  答:这似乎是现在学生的普遍特征,有中国独特的原因,也有世界共通的原因。共通的原因包括信息时代各种媒体提供的短平快资讯,使人们不愿再啃大部头的书籍。中国独特的原因在于高中阶段的教育“异化”。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个性、想象力和世界观的形成都是在高中时期起步的。一个人在高中时从少年变为青年,心智开始成熟,逐渐感知社会,并为某些事情而着迷。举例来说,曹禺写作的兴趣是在南开中学培养的,没有南开中学就没有曹禺。本该遭遇头脑风暴的阶段,我们的孩子却整日埋头复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就是整整一代青少年高中时代的严重异化。比如,我们院系大都是文科生,毕业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我考他们几句唐诗宋词,这些学生基本不如我熟悉,除了一个学生——他后来考取了国学院的博士。这些人都受过高考的严重摧残。我说到的诗词多数是他们学习和背诵过的,只是高考后迅速清盘了。

  问:大学教育不能扭转这种异化趋势吗?

  答:人们在十六岁和二十岁时的冲劲儿有很大差别,扭转不了高中时候养成的学习惯性。一些人十几岁上高中,养成了学习的惯性;这种惯性不是自己琢磨,培养兴趣,而是努力打理分数和作业。中学时期学习被逼着,到大学应该换种学习方式。而他们进了高校,又没有人指点及时转向,结果很大比重的人不能及时转向。

  除了学习惯性,大学教师的讲课魅力也是一大问题。我们的高校里充斥着很多平庸的教师,激发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高中生不太会找自己的兴趣,因为接触的学科和信息有限。到了大学开始接触一些的时候,平庸的老师又特别多。有一些老师学术水平也还行,但是讲课内容非常八股,容易培养功利之徒,而非诱发兴趣。这些因素也导致另一批人不能很好地转向。

  问:你在北大任教多年,那里的学生应该说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你觉得他们这批通过高考选拔上来的学生创造力如何,有没有被考试制度削弱?

  答:从道理上说,我觉得应该是肯定的,但很惭愧,我缺乏亲身接触。虽然我每天给本科生上课,其实跟本科生的接触并不密切。我对研究生的了解超过本科生。就我接触研究生的印象来看,我猜想一些最优秀的本科生可能没有考上研究生,因为研究生考试本身设计就很拙劣,不然可能是另一批人被录取

  问:保送生如何呢?他们应当说压力比较小。

  答:现在保研主要看综合分排名,这种指标也很糟糕。我提出在保研前要求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根据论文质量保研。因为毕业论文比综合成绩更能体现一个学生的研究水平,也更能看出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查找资料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考试能力。保研和考研的区别仅在于,前者考多次试,后者考一次试,都不敢令人恭维。理论上老师推荐是很可靠的,如果有些老师长期同某个学生接触,应当比较了解他。可这个办法由于诚信的原因,在中国无法施行——我们面试时,看都不看推荐信。

  问:茅于轼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我看到你博客上也写过一篇有关的文章。我想问目前的教育现状如何导致了国人的焦虑?

  答:我们驱赶着大批学生上高中参加高考,本不应该做这样的制度安排,而应该以种种制度安排较早地分流。高教扩招是政治家们采取的教育政策,这一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是令人存疑的。它其实是一个障眼法,在此之下各阶层都觉得扩招符合自己家庭的利益,政治家因而可以获得各个阶层的喝彩。底层的人觉得如果不扩招,我的孩子上不了学,中上层的人也会想,我的孩子可以上更好的学校。

  其实扩招只是将竞争延后了。原来招生很少的时候,你的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意味着他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扩招以后你的孩子上了大学,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必须读更好的学校,或是拥有更高的学历,于是延迟了竞争。驱赶更多的人参加高考,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现在你要提高社会地位,比拼的是名校和高学历。由于更多人参加竞赛,虽然某些人天分很高,他们想考北大清华,能力差一点的人还是会对他们造成很大压力。因此,每个人学习的压力,包括尖子生,在扩招以后并没有缓解,更多人产生了巨大的焦虑。

  青少年在学习成长过程中,应该感到身心愉悦才对。他们应该玩很多自己想玩的游戏,包括智力游戏,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可是我们让青少年很早就变得很功利。他们要考大学,而且要考好大学,在这种压力下拼命学习。一个孩子甚至考不上名牌大学就是失败,我们整个制度造就了大批失意者。

来源:经济观察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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