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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户籍改革中的二次歧视

作者:  时间:2011-07-15

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是国家计划体制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它把全国居民区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农村居民不能自由流入城镇,城镇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向农村,不同城镇居民之间也不能自由流动。户籍制度的本质是取消所有人的自由迁徙权。

在这一制度基础上,政府在全国居民包括城乡居民中不平等地分配权利和福利。一个官方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到今天,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相对于农民,城镇户籍就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同样地,大城市户籍对于小城市居民,也具有不菲的价值。因此,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等级性的身份和福利制度。

按照现代国家的第一宪法原则——平等原则,农村居民作为公民,本来应当享受与同一区域内城市居民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但是由于系统的歧视性制度,政府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改革开放30多年了,实行户籍歧视50多年了,该对这一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该努力偿还对农民的历史欠账了。

但是,现在一些地方却把户籍制度改革变成了户籍买卖。既然城市户籍代表着一系列特权,代表着一笔不菲的福利性收入,农民就必须拿钱来交易;而农民手里最值钱的就是他世代使用、所有的土地。因此,农民要获得城市户籍,就必须交出土地给政府。这不是在矫正以前的不正义,而是在进行第二次剥夺,制造第二次不正义。、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积极推进城乡居民权利平等化和福利均等化,最终消除城镇户籍的特权和福利价值。

福利均等化的首要制度安排是财政资源均等化。每一级政府在安排其财政支出时,应当平等地对待城乡居民,每个居民获得的财政资源应当是均等的。部分地可以局限于一个行政辖区内的均等。考虑到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对乡村公共服务和福利欠账,当前应当采取矫正性的财政分配原则,也即,政府每年投资给每位乡村居民的财政资源,应当大于城市居民。目前乡村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远远落后于城镇。如果政府大幅增加乡村的公共财政投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改进乡村公共服务,乡村的生活质量提升,城镇户籍的价值也就会下跌。

中国城镇户籍的高价值,还来自于人们自由迁徙权的匮乏,这种匮乏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城镇户籍,尤其是大城市户籍的依赖:丧失了它,就不可能再获得。如果从宪法上确立城镇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人们可以在城乡之间、城镇之间双向地自由流动,则户籍就不会再有可交换的价值。因此,必须从宪法上确立人民的迁徙自由权利。

由于城镇户籍,尤其是大城市的户籍具有特权和福利价值,自然诱导人们崇拜大城市,涌向大城市。大城市政府自然也可以拿自己的户籍待价而沽。如果推动福利均等化,大城市崇拜心态就将淡化,小城镇将获得发展的机会,从而出现种较为合理的城镇结构;由此,也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继续生活在乡村,从而形成一种较为正常的城乡结构。

健全的城市化不是也不会消灭乡村,而是让乡村也享有现代的种种便利,让农民、乡村成为一种可以与城市共存、互补的生活方式,一种和城市和谐共存的独特的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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