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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彭再友:工资制度让我们不再是 “国家主人”

作者:彭再友  时间:2012-04-08

       改革三十年来,由新体制豢养而成的大资本和大公司的惊人发展及其侵略性是致使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这些资本和公司的权力高于政府、高于宪法上宣称处于管理阶层的工人们。权力的垄断和集体世袭无疑是对民主和自由的一大威胁,但是经济上占据寡头地位的资本家也未必不能直接插手共和国的政治议题。

  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是这些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大公司、大企业来控制政府,还是垄断者们受到政府的控制从而保有一定意义上社会公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能说,这二者向来相处和睦从未争斗过。无论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公权力和经济寡头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而交手,在这其中,工资制度的最终确立就是一次代表公众意志的公权力明赢暗输的较量。

  在此,我可以旗帜鲜明的亮出自己的观点:工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工人的道品质和公民品质,进而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破除了“工人是国家主人”的政治身份。它使得主要依靠工资收入养家糊口的工薪阶层陷入毫无希望的无知、贫困和犯罪之中,而生涩难懂的法律条文又让庞大的人民陷入低水平而无法理解其最简单、最基本的原则的困局之中。

  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现存的工作条件下,雇主与雇员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人与奴隶而不是主流舆论上所吹嘘的和谐的合作关系,这完全与宪法规定的自由人民的制度精神不相一致。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知我们:低工资和低福利不仅带来贫困与苦难,而且带来公民道德的严重破坏。在就业率和工资水准低的地方,劳工阶层势必沉到社会和政治身份的底层,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提到可以参与自治的高度。他们很快成为政治和经济上都无望的阶层。

  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合作。希尔维斯认为“合作是社会邪恶的真正药方”,并不止一次的撰文指出,“正是这一理念(合作)注定要打破现有的集中、垄断和敲诈制度”。在他看来,借助合作,我们将成为国家的劳工——我们自己的雇主,本质上即是我们时下大力宣传的主人翁的合作精神。

  麦克尼尔预计“合作制度将催生有尊严的独立工人公民,而此时文明的传承和荣耀、公众的责任可以放心的寄托在这些已经完全独立的人的身上”。戈德金注意到,“人同意出售自己的劳动的同时,也事实上同意放弃道德和经济的独立”,他不无深刻的指出,“工资劳动剥夺了人的尊严、独立与公共精神”。

  工资制度天然地把劳工阶层和资本拥有者敌对起来,并且在法理上推证他们不可能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生产。“一个自己以及子女都要依靠他人意志的人”,是除了取悦上司之外对工作本身没有兴趣的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比农民的处境更可怕和悲惨,因为农民至少拥有这个国家的土地使用权和独立经营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不生产和生产什么。他们堕入了一种“社会与政治附庸”的处境。

  我们谴责“积累在少数个人或公司手上”,绝非仅是从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的角度考量,还在于此种财富分配的格局危害了公民身份经济和政治基础与民主政府的统治根基。它不仅滋生了多数贫困,还导致了奴颜婢膝和奴性的思考方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工资制度本质上就是奴性体制。

  然而理论研究者不应该忽视现实和理想之间那一段差距,现实背景之下,有一定物质基础的理论家或是单个的个人,可以因为要使自己生活得舒心惬意而选择不合作的方式抗拒一切不合理的体制和法条,但是处于社会底端的大众,却要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放弃对于尊严的追求。为了保留性命和继续繁衍后代,他们一早就已经失去了和社会谈判的底气。

  一个具有修正性质的理论是,“在自愿契约的情况下,劳工可以接受自愿承担和允诺的工资性质的工作而不受社会和立法机构的干预”。问题似乎得到了合意的解决,然而社会改革家们严正批评,“当契约各方在实力严重不平等的条件下谈判时,该契约是不自愿和不自由的,因而是无效的。”麦克尼尔嘲笑道,“所谓契约,是雇主与公司定下所有条件来谈判的协议!”针对这一论断的现实例证是,用人单位的用工合同通常是格式化的,是应聘者没有能力要求更改的。应聘者可以选择接受聘方开出的所有条件而把自己廉价出卖给资本家,也可以选择拒绝但是经济上无以为继。

  生活在几无人格的生存边缘,劳工们根本没有余地真正自愿地拿自己的劳动来换工资,他仅仅是不得不接受资本家愿意支付的无论什么价格。“为了避免饿死,或者为了避免妻儿饿死,工人们只能同意接受这种实际上是强迫做的事情,这个时候,资本家占据的市场权力和暴徒手里的枪支没有两样”。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资本家垄断了话语权,劳动与工资的平等交换成为理想主义者们的一厢情愿的梦呓。而工人们在看似平等合法的合同下履行其实不平等的劳动义务。

  理论发展至此,以合法谈判为方法旨在使得劳工阶层的地位至少和资本家处于同一水准的工会等组织应运而生,而为追求自身合法利益的罢工运动在真正追求民主自由的公权力的支持下,工人们因少却后顾之忧以后此伏彼起并实际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关于8小时工作日,揣度立法者的初衷,应该是限制工作时间,可以给工人更多时间成为公民——阅读、思考和参与公共事务。即是说,我们可以利用除工作时间以外的业余时间去完成公共义务和塑造、提升自己的品质。同时,更短的工作时间可以催生人们之间的横向比较,“为什么他生活得比我好?”进而迫使人们从经济和政治的层面思考如何改善自身不妙的处境。立法者劝喻民众:除了物质上的富庶,你们同样应该追求精神上的丰满。

  然而由于政治上的不够开放和活泼,现实中民众参与政治决策的渠道过分狭窄,言论、示威、结社、出版等自由遭致公权力的过分干预,旨在塑造和提升民众公民品质的报纸、图书馆、讲课室、会议厅、演讲堂等公共服务设施设备的欠缺,使得立法者美好的愿景事实上化为泡影。加之,立法上仅是缩短工作时间而对于提高单位工资只是做了较小幅度的调整,这使得普通民众实际上被“合法”贫困。这个时候,“善政”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导致了恶的效果。

  可贵的是,拥护此种观念的先贤们更进一部地认识到,“不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政府和国家”;即使关涉到立法改革时,“工人们也应该寻求在另外的路子上奋发图强”。这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杜绝了政府为了“让民众生活得更美好”而过度的攫取权力;另一方面,又督促工人积极的参与到与自身利益切切相关的政治过程中来。我们不应该把精力放在去观望别人(或是政府及其他组织)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应该关注我们为了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美好而做了什么。民众应该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阅读和思考,然后在理论武器的指导下,采取有力行动,寻求比‘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以可怜的方式工作更高级、更高贵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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