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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彭再友:莫让“共富”变成口号

作者:彭再友  时间:2012-04-09   浏览次数:0

  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准绳的政治经济学者们应该对现阶段经济不平等的公民后果予以广泛关注。近十年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化,并且以几何级数的增长幅度逐渐趋于不可控的境况。在改革中获得巨利的寡头们羽翼渐丰,大商人们凭借手中掌握的物质权力影响甚至干预政府决策,通过市场定价,继续聚敛社会财富。而权贵精英们也日益背离他们的选民。在改革之中被牺牲和忽视的公众处境继续恶化,原本温顺的良民们开始怀疑,完全寄望于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劫富济贫的方式来缩小贫富鸿沟,进而实现改革者们当初 “共富” 的许诺是否已经沦落为虚弱夸饰而不切实际的口号。

  情况并非向来如此。从改革伊始到上世纪末,穷人和富人一起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纵向比较而言,九成以上的民众是满意的,各个阶层的家庭收入至少增长了一倍,这应证了为改革鼓吹的经济学家们水涨船高的说法。于是,平均主义导致集体贫困而穷怕了的人们,在本就全无选择权利的现实面前,无可奈何地默许了愿意接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英明号召。

  可是,刚刚过完上世纪最后一个除夕之夜的人们,几乎是在睁开眼睛看到新世纪第一缕光亮的瞬间,就发现自己已经被置于被欺骗、牺牲和剥夺的边缘。根据官方统计报告,结合民间可信机构的自发研究,三十年来通过改革获得的新增财富的90%以上都跑到最富裕的1/10人口手上去了,而九成以上的中国人的处境从横向上比较变得比改革前要糟糕得多。实际由政府主导的财富分配方式日益不平等,富人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20111%的中国富人阶层拥有全社会私人财富的43%以上,而十年前这一数字还仅是28%。有学者进行统计之后得出报告,现在中国人的财富集中程度比美国要高出2.5倍之多。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公正的比拼虽然不能完全依靠统计说话,但是这一数字还是刺痛了许多平民和社主义铁杆粉丝们的神经。

  有人认为,是明显偏袒富人的税收和实际倾向富裕阶层的分配制度导致和加剧了不平等。国内某些反制度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没有可以让所有人皆同获益的制度,所以任何宣称利益均沾和成果共享的政治偏好都是荒谬而不合理的。相比起来,富人有更多、更大的机会躲避政府的规制,而处境不妙的落后阶层面对公权力的强大却日益无力和绝望,因为他们的代表在尚未掌握权力之前就已经背离了他们。另一些人则指出,使普通工人处于不利地位的,除了政治上的不自由之外,技术革命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些紧跟时代的步伐,掌握先进技术的工人,自然会上升到至少中产阶级的地位,而因为种种原因,无缘接受新技术革命熏陶的低技能工人则沦为任何人都可以践踏的“社会蚂蚁”。

  然而单是从学理的角度进行各种无关痛痒的假设和解释,都是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的。社会学家除了追问为什么不平等之外,向聆听受教的普通民众指明针对此种不平等应该做什么显得至关重要。下面的一些看法超越了时代允许的话语范围,但是源于对这个曾经伟大的民族的忧虑使我不能就此搁笔。

  近十年来,政治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论点就是,根据公平或者说分配正义的观点反对收入和财富差别的过分悬殊。一个标榜正义的政府应该提供一种公正的权利框架,同时在目的之间保持决策中立,不因弱小而同情,也不因强大而畏怯。政府不仅要努力促进经济增长,还要最大化全体社会福利,保障单个公民追求其自由所必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以便他们的选择能够出于本心而不是“不得不接受”。政府不仅不能明目张胆或是通过隐晦的方式制订制度和立法支持大商人继续聚敛社会财富;更加不能以“公众意志”的名义,在民众实际未有授权的情况下,做出任何不能改善或是将使得他们处境更加恶化的决策。如果合法垄断暴力的公权力不能做到公正和诚信,那么祈求别的社会团体或是单个个人信守公平仁义的公民道德就显得毫无根基和荒唐可笑。

  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会影响公民自我价值的实现当然不是我们担忧的唯一理由。严重的不平等会腐化贫富双方的公民品质,破坏自治所必须的团结一致的感情进而破坏选择的自由,同样是我在这里要花费一定的笔墨来讨论的内容。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知我们,富人过分奢侈必然产生野心,不愿意服从并企图干预甚至掌控公权力;而穷人苦于匮乏容易产生嫉妒和仇恨,不适于形塑利于接受统治的公民品质。极端分化的社会缺乏友爱和合作的精神,他们甚至拒绝走同一条路,哪怕这是经过折中的。任何公民如果富到买得起其他公民或是穷得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自由来谋生,宣称众生平等的民主国家的理念必将无以为继。我们的社会应该“既不容许巨富,也不该容许乞丐”。因为这两种人同样会破坏我们苦心孤诣地宣传的崇高理想。

  提出通过培训进而提升普通劳工的技能来改善他们的不利处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障碍重重。源于贫富差距鸿沟的日益扩大,处于同一阶层内部的富人和穷人们背道而驰,并且越走越远。基于民族感为前提而不是社会契约的教育和培训并不被富人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共享命运的感觉早在国家允许部分人过分富裕的时候就已经遭到破坏,富人不愿意为改善穷人处境的任何一项支出买单。

  而这其间,不仅是钱的问题,除了富人区和贫民窟之外,新出现的不平等迫使富人和穷人们日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而他们的后继者——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与穷二代——逐渐选择“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公园和操场必将走向荒废,而只向付费会员开放的私人健身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网球俱乐部、滑冰俱乐部却在激增;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配置从而获得更多优秀教育资源的私立学校和培训机构必要取代公立学校;在名牌大学校园里惬意的生活的学生之中有九成以上是富家子弟和权贵精英的后代;城区的市政服务减少了,因为富人们选择搬离这些乌烟瘴气的地方,他们重新在远离市肆的郊区构建新的家园,并邀请身份和地位与他们相当的亲友一起前去居住;他们自己掏钱购买各种服务,但对基于共同义务的东西拒绝支付半块钱。越来越多的富人搬离公共空间——曾经为使他们变成富足的公民而做过巨大贡献的地方——退进了私人化的社区。这不仅削弱了支持福利国家的社会纽带,而且也使得公共场所作为公民教育之场所这一意义不再保有,各个阶层之间也将因为失去了沟通和递进的桥梁而日渐固化。

  当富人们自己花钱购买服务而不依靠公共服务的时候,穷人们也就失去了向上的动力和精英的榜样,政府政治生活的公民源泉和塑造性源泉也就在枯竭。近年来公立学校教育实际走向衰落,各种培训机构和民办的私人学校方兴未艾就是明显的例证。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日渐稀少和困难,政治上宣称同样处于管理阶层的成员实际地位的严重悬殊,为使社会变得更公正的各种改革举措明显信心缺失和后力不足,自由随时可能遭到来自财富和共同体的侵蚀。警钟已经敲响而并不打算长鸣以提醒人们早日作出谋划,当私家保安的数量超过编制中的警察人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认真思索一下我们共同体的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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