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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中国推动实现“橄榄型社会”

作者:  时间:2016-05-25

  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在有关专家看来,在如此高级别的会议上专门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出了一种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使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之列。而这,不但是经济目标,还关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中等收入群体日渐扩大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多大?在著名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的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15年度财富报告》中显示,按绝对值计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1.09亿人,数量上全球第一。

  这份报告还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去年的财富为7.3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日本。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研究机构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进行了预测。例如,今年4月初,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报告称,2030年将有70%的中国人成为中产阶级。澳新银行同样乐观,在去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他们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占城市人口总数的93%。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来自国内的调查。例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调研结果认为,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为23%—25%,规模约为3亿人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后,是即使经济增速放缓,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超过同期6.9%的GDP增速,居民收入实现了连续多年跑赢GDP增速。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看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变化,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带来了全国收入差距的缩小。他认为,这说明当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值得肯定。

  无论从观感还是数字上,这一群体都在扩大。但很多研究者和普通人都关心的是,衡量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什么?实际上,放眼世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无论中等收入群体还是“中产阶级”,概念都相对比较模糊。

  此前,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标准进行换算”,将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群体。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则认为,应该考虑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我国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应该具备四个特征,包括以适当高于平均收入水平为基础,生活比较富裕且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较稳定,职业处于社会中等及其附近职业,初步拥有大体相近的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

  2015年,著名调查机构普索金融服务团队对北亚地区的“中产阶级”调查报告显示,在来自中国内地的1000名受访者中,自认为达到这一标准的平均家庭月收入为45202元。

  每个人的看法也不一样。家住成都的小姜今年30岁,在一家大企业工作的他,已经有车、有房,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按照许多人的标准,他早已跻身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了,但他给出了自己的标准,认为所谓“中产”,应该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

  不管标准如何,从社会学理论和人类已有的实践看,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中坚的“橄榄形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

  这一群体比例仍然偏低

  纵览发达国家,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是不可或缺的。而中产阶级,这个被普遍认为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概念,如今早已风靡世界。随着时间的变迁,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收入、消费水平等成为衡量是否“中产”的重要标准。

  根据前述瑞信研究院的报告,澳大利亚中等收入群体占66%,比利时和新加坡的中等收入群体占60%以上,意大利、日本、西班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英国中等收入群体达55%以上,而爱尔兰、荷兰和新西兰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达50%以上。

  发达国家对于中产阶级的重视程度非常高。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近4万亿美元的201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全面扭转财政紧缩政策,加大投资,以打造21世纪中产阶级经济。同样,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中推出多项措施,突出了扶持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在日本,尽管经济经历了停滞到衰退的过程,中产阶级不断缩水,但看上去牢不可破的中产阶级,依然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在《中产阶级史》一书中,作者劳伦斯·詹姆斯分析英国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并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过程后发现,自从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诞生以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品味、诉求和消费,并最终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社会主流和中流砥柱。尽管过程有波动,但中产阶级始终在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仍然偏低。

  即使按照瑞信的研究报告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也仅有11.3%。这背后,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仍然不够大。

  前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调研也认为,我国经济结构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社会结构指标还仍处在工业化初期水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析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中产阶层,主要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各类专业人士和一部分城乡居民。但他同时指出,欧美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来自最初的工薪阶层,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资的提高,他们转型成为中产阶层。但在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大量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农民工还没有转型成为中产阶层。

  郑永年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比“亚洲四小龙”都迅速,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仍然捉襟见肘。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宋扬看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战略意义。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另外,对于提高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

  扩大这一群体是大战略

  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就表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从一部分人先富,到共同富裕,早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而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

  研究者认为,中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个大战略。如果能够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到202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40%,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的基础。

  在李实看来,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只要求城市户籍人口进入这一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让占全部人口20%—30%的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人口来源。

  如何扩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六个“必须”——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在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专家看来,这六个“必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宋扬认为,扩大这一群体的规模,需要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下工夫。初次分配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二次分配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具体来说,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多从劳动力市场上下功夫。除此之外,财政政策也要跟上,比如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税率,强化社会保障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保护作用等。

  研究表明,中国当下有条件迅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报告认为,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支撑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将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就业空间,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则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推动力。

  “从历史上看,要维持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中产阶级是关键的力量。”郑永年认为,这将有助于一个国家的有效治理。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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