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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毕竞悦:脱离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一个平权战略

作者:毕竞悦  时间:2016-07-07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12700美元)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两种选择。一是往回走,维持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低工资的状况,这显然是不可行的。那就只能往前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往前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一场平权行动。因为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贫富分化加剧,导致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一些处于这一阶段的拉美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也累积了许多社会问题。所谓平权行动,就是致力于社会公平的政策组合。这套政策组合主要包括:就业政策、劳动者权利保护、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医疗政策、社会保障、反歧视以及反垄断等。

  平权行动有利于形成一个橄榄形社会

  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属于“金字塔形”,即少数人处于上层,多数人处于下层。一些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在7.7亿中国就业人口中,仅有2%的人群收入达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水平;中国主流消费者日均消费仅有7美元,相较之下,美国主流消费者平均每天消费97美元。

  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应该是“橄榄形”,即两头小,中间大。一个国家要想真的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加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平权行动是重要的途径。

  美国就是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平权政策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罗斯福的政策包括对富人大幅度增税、支持工会、进行工资管制等。根据教条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些举措会破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一蹶不振。但这种不良后果并未发生,相反,这些政策使美国的收入均衡保持了三十多年之久,这段时期正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发展繁荣期。在1950年代,美国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比1929年大体上翻了一番,而且生活更有保障。雇主提供了各种新型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联邦政府还为失业工人提供失业保险、为退休者提供社会保障等。1960年代是美国经济最美好的时期,不仅工作机会充裕,工资也达到空前水平,并且年年上涨。此时,虽然富人的财富与平均数的差距缩小了,但是由于总体上更加繁荣了,富人的财富总量依然增长了。

  平权行动的核心是机会与能力

  平权行动的核心关注是机会与能力,而非简单地“劫富济贫”。当工资仅够维持基本生活时,就不太可能有太多额外的消费,因而需要保护劳动者权利。教育对于机会与能力的促进作用自不待言。教育是获取工作机会的途径;在许多方面,教育是获得美好生活的前提;教育能使一个人更好地行使其他权利。

  当然,绝对的机会公平和能力平等是不可能的,比如大城市的孩子会比偏远农村的孩子拥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家庭富裕的孩子会比家庭贫穷的孩子享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平权行动主要在于设定底线和创造形式上的平等,有能力的人可以自己参与商业项目,获得更多的保障。然而,我国目前的相关政策尚不能满足保障基本的机会公平与能力平等的要求。可以平权行动中的一个主要项目为例进行分析。

  老弱病残需要依靠家庭,这就限制了家庭在市场上提供劳动力的能力,因而需要对弱势群体给予社会保障。在社会保障中,基本养老体系的目标主要是防止老年贫困化。如果人们预见到会老无所依,现在就不会进行太多消费。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不仅仅是种福利,更是为了保证社会活力的制度设计。目前,我国的养老体系以省级行政区为基础建立。这个分割的养老体系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覆盖面小,农村人口与城镇新居民(农民工)均不在覆盖范围。其次,养老福利不能跨地区携带转移,妨碍劳动力的流动。再次,社会保障福利存在跨地区不均等现象。最后,现行体系不能充分利用中国各地区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差异,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分散老龄化风险。对此,应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体系,由中央财政负责,全国统筹,覆盖全民,可以跨区携带。

  平权行动的制度设计关键在于享受资格的标准与对享受权的限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不同国家因国情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无论如何,平权行动应致力于社会公平,如果平权行动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其效果会适得其反。比如俾斯麦执政时期的社会保障通常被视为现代福利的起源,但其福利政策主要是统治精英为了赢得部分社会成员的支持而提供的。俾斯麦的目的并不是建立所谓的福利国家,而是保证对君主的忠诚。结果,德国的阶层分裂并未因此弥合,后来甚至出现了纳粹主义。

  再比如拉美国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建立了养老金体系,但是当时的养老金只覆盖了公务员中最有权力的集团和正式部门中的工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也才只占到就业人员的50%左右。这种情况使得拉美国家没能顺利脱离中等收入陷阱。

  反垄断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

  不过,认为平权行动等于社会福利就略显偏颇了,提供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是平权行动的重要内容。反垄断也就是在企业之间平权,反对企业之间的不公平与歧视,防止恶性竞争。垄断压制竞争,剥夺了人们在财富方面的公平机会。真正自由的市场是机会平等的前提。当企业可以在公开竞争的环境中自由交易时,劳动者和消费者也是大的受益人。致力于社会公平的政策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而是通过保障公平竞争的环境来创造更多的工作职位,从而实现经济繁荣。据统计,我国80%以上的就业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90%以上的新增就业也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可见,自由企业制度与高度就业相辅相成。

  我国目前的垄断集中表现在行政性垄断上。在含有自然垄断环节的领域,自然垄断往往与行政性垄断相结合。在竞争性领域,市场主体的进入、退出和日常经营都不同程度上受到来自政府的行政性垄断力量的干预。这都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成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

  改革的阻力

  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把一些本属公共物品制造的领域过度市场化,降低政府责任,就业、养老、教育、住房、医疗等保障大多由个人来承担部分或全部的费用和风险。这致使个人不得不紧缩当期消费,个人的大部分储蓄用以补偿公共产品的不足。这个问题应成为未来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当然这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而要保持既有的财政规模、不过多增税,就需要政府削减其他方面的支出,这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政治上的强势集团没有固化的经济既得利益,经济开放恰恰是在许多边缘地方开始的,比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待业青年的创业等等。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和政治开始紧密地结合,一些人通过不正当的政商关系获取利益。这些人在需要保障社会公平的问题上强调自由放任,在需要放开竞争的问题上强调集权垄断,从而成为开展平权行动的阻力,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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