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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文贯中: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制度原因

作者:文贯中  时间:2016-07-15

  城乡二元结构的普遍性和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

  1.刘易斯拐点到来,为何未见城乡收入差收敛

  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从2004年起中国已抵达刘易斯拐点,证据是出现民工荒、城市工资不断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比较优势,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也已下降到10%以下。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刘易斯的原意,必须先理解刘易斯拐点的涵义。

  我们知道,因某劳力的加入或退出生产,总产量发生的变化被定义为该劳动的边际产量。刘易斯模型预言,结束城乡收入差涉及两个拐点,分别被称为刘易斯第一和第二拐点。要决定两个拐点,先要对所有农村劳力的边际产品由低到高排序。按此顺序,第一拐点由农村的边际产品为零的最后一名农村劳力,也即最后一名剩余劳力,为城市消化所决定,此后农村的劳动边际产品开始上升,但仍低于上升中的城市工资;第二拐点由农村的劳动边际产品等于城市工资的第一名农村劳力所决定。因此,只有抵达第二拐点后,城乡收入差的收敛才算完成,此后城乡工资将同步变化,城乡收入差也因此消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年)生前认为,农村的劳动边际产品虽在经济发展初期低于城市,但并不为零。如此,则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应合二为一,成为舒尔茨拐点。只要劳力流出农村,城乡的收入差就在弥合之中,直到农村的劳动边际产品与城市相等,抵达我所称的舒尔茨拐点。此时,城乡收入差消失,城乡二元结构(以下简称二元结构)为城乡一体化替代。除非明指,下文刘易斯拐点均指第二拐点。要走出二元结构,就要实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双现代化。所谓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其标志为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大幅下降;所谓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其标志为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份额大幅下降。所有发达国家中两者份额都已微不足道。

  可是,奇怪的是,中国城乡收入差仍在扩大之中。更令人困惑的是,和刘易斯模型的预言相反,农村留下的不是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数目越来越少、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的农户,却是以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为代表的人口,他们的劳动生产力离城市越来越远。农业不但没有现代化,反而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而且,尽管农业占GDP的比重不足10%,经济结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进展甚慢,因为农村户籍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0%以上。更奇怪的是,城市化率不断上升的同时,农村宅基地总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之中。这就使人产生疑问,中国是否在逆向逼近刘易斯拐点?如果是的,又为何有此结果?

  2.三农问题日益严峻,足见中国尚未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以上种种怪现状,也由三农问题的讨论日见尖锐得到印证。所谓三农问题,指的是农业生产力相对城市显得落后,农民的平均收入与城市的绝对差距日益拉大,以及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城市显得破败。和走出了农本社会,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农村比城市还要漂亮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现状构成极大反差。

  三农问题中最令人担心的,是农民相对城市居民的日益贫困化。从绝对值看,当下农民收入固然远高于人民公社时期。但是,研究者指出,城乡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近年来虽然有所下降,但城乡收入的绝对差实际上迅速扩大:“自2008年突破1万元后,到2013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8万元。”(参见曹光四、张启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新视角》,刊于《调研世界》2015年第5期)2015年这一数字已扩大到19773元,将近2万元。

  除了城乡收入差日益恶化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前副组长陈锡文去年曾指出,中国农业本身也面临四大难题:首先,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表现在农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进口日增;其次,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普遍高于国际水平,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其三,农业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补助才能生存;其四,生态环境恶化,农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参见陈锡文:《中国农业发展的焦点问题》,刊于中国改革论坛网,2015年6月10日发布)

  这说明,人民公社解散之后,一度迅猛增长的中国农业再度陷入困境。三农问题引起举国上下关注后,几任政府先后清理了农村的苛捐杂税,废除了盛行千年的农业税,后又推出各种农业补助。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三农问题仍挥之不去。人们不禁要问,三农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如何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呢?当农村户籍人口仍占总人口多数之时,增加农业补助对结束二元结构有效吗?

  刘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

  1.刘易斯模型对农村劳动力的消化顺序的预言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关于二元结构,各国或者曾经有过,或者至今依然存在。只要传统的农本社会没有完成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变,作为存量的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和作为增量的现代部门(以城市中的工商业为代表)就会同时存在于一国的经济结构之中,构成城乡二元并存。

  各国的二元结构也许各有特色,但其共同本质可以用刘易斯模型刻画。根据该模型的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交易,自由流动。在此前提下,城市的工资和所需的劳动者人数按市场经济原则决定,即劳动者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品。

  路易斯模型假设农村存在土地市场,高效的农民可以通过自由买卖,兼并低效农民的土地。可是,劳动市场又当别论。在剩余劳动没有消化完毕之前,城市工资不会上升(本文之所以用“消化”而不用“吸收”一词,是要强调城市化的真谛是使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特别要使他们的下一代能在城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为了生存,农村地区发展出所谓的制度性工资(institutional wage),即平均分配劳动产品,使劳动的边际产品为零或很低的人也能生存。因此,农村的劳动市场要在剩余劳动被城市充分消化之后才会发挥配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要使城乡收入差得到弥合,根据刘易斯模型,城市消化农村劳动力就必须遵循一定的顺序(以下简称消化顺序)。这一点至今为国人所忽略。按这个消化顺序,城市必须按农村劳动的边际产品的高低,由低到高地消化农村劳动,直至农村的劳动边际产品和城市相等(排除生活成本的因素)。所以,所谓抵达刘易斯拐点,必须是将劳动的边际产品低于城市工资的所有农村劳力吸收殆尽,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若由要素市场配置,这种消化顺序会自然发生,并以细水长流的形式完成。理由如下。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动力来自两种效应:一,挤出效应,即低效农户在土地市场上竞争失败,被高效农户兼并而流出农村;二,拉出效应,即部分农户被城市更高的收入吸引,主动出售土地,离开农村。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拉出效应一般会使农村人口中那些受过一些教育的未婚年轻人首先离开农村。他们没有家庭累赘,缺乏务农经验,没有强烈务农意愿,放弃务农的机会成本很低。挤出效应则会使虽有务农经验,但劳动的边际产品为零或接近零的人离开农村。他们被更能干的农户兼并,流向城市。

  如此,挤出效应和拉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会使城市不断吸收和消化农村的劳动边际产品较低或务农意愿也较低的人,而留下的必然是劳动的边际产品越来越高、务农意愿越来越强的农户。换言之,如果让市场决定消化顺序,城乡收入差是一个收敛过程。

  2.为何城市反而能吸收被农村淘汰的劳力

  不过,刘易斯模型要求的这种消化顺序会引起疑问:为何城市反而能消化被落后的农村淘汰的劳力?其实,城市之所以有较高的生产力,在于集聚了大量的资本和人力资本。非熟练劳动来到城市,借助城市集聚的资本和人力资本,会大大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同时,城市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必然能够提供远比农村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

  大量的城市就业机会并不要求很高的学历或很高的技能,农村中被淘汰出来的劳力完全能够胜任。除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像物业管理、清洁、环保、绿化、门卫、安检等工作,也十分适合农村来的新移民。有些工作甚至肢障人员都能胜任,例如地铁站、电影院、公园等处的售票员、超市的收银员等。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可以为学历不高但态度诚恳的农村劳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

  所以,尽管流出的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只有近乎零的劳动边际产品,但受益于城市的集聚效应,在城市中劳动的边际产品得到提高,因而能获得比农村略高的工资。留下的农民也是赢者,他们通过兼并流出农民的土地,可以稳定地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和收入。从城市的角度看,如果因农村劳力的到来,工资成本不会快速上升,自然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长。所以,无论对流出的农民、留下的农民,还是对城市部门来说,如果遵从上述的消化顺序,三方都能受益。

  3.城市化的本义是化人为先

  城市化的目的本来就是消化农村人口。如果遵循市场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的指引方向,必然会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类产业的集聚,不但为农村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也使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加速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所以,内生性的城市化一开始必然先化人,在人口密度的压力下再化地,城区逐渐向四周扩张。这和中国目前主要化地、很少化人的城市化模式正好相反。这种先化人的城市化将使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阻力大大减少。理由如下:

  首先,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相对土地和资本来说,劳动必然比较丰裕,其价格相对资本和土地也会比较低廉,构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天然比较优势。而这种类型的产业的集聚自然带来大批非熟练工人及其家属的聚集,使城市人口和密度迅速上升。

  其次,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并不立即需要发达的城市基础设施作为前提,往往反而以城市的基础设施尚不发达为前提。例如,码头、火车站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之前,需要大量的装卸工和脚夫;在自行车、汽车和公交、地铁没有普及以前,需要大量的轿夫、车夫和黄包车夫;推销日常用品需要大量穿巷走街的小贩。这些服务为市民所广泛需要,也为农村移民提供了众多谋生机会。

  下面这张照片显示的是,一百多年前,在自行车、汽车和公共汽车尚未普及之时,民众对黄包车和轿子的需求。(图片出处:http://www.shu4.com/file/177831.html)

  

  人力车与双人轿并排走过。照片大约拍于1880年代。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城市的基础设施以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农村的差距并不十分巨大,城乡收入差距乃至文化差异、心理差异、行为差异等都不大,农村移民融入城市的阻力会小得多。

  第三,使农村移民越早到城市定居,他们的后代就能越早地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从此和城市一起前进。而且,这些家庭和农村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会帮助城市接纳更多的农村移民。一个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城市住房条件最恶劣的时候,当局允许几千万知青回城。为何能做到这点呢?因为知青并非城市的匆匆过客,而是城市人口有机的一员,因而容易被城市接纳,至少被他们的家庭接纳。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每个城市今后都能承担一部分贫困地区的人口定居的话,这些人口将来会扮演城市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天然桥梁,帮助消化来自贫困地区的人口,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

  又如,直到上世纪中叶,上海一直奉行自由移民的政策。当时上海工业主体是轻纺工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主要来自四周省份的破产农民。从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来看,上海当时有大面积的半城市、半农村状态社区,例如闸北、普陀、杨浦,以及代表中国传统城市结构的原南市区。很多家庭没有独用的厨房和浴室,只能使用公共水龙头和公共厕所。为此,每天的倒马桶、洗马桶,以及到公共水龙头打水,便成了很多上海家庭每天的大事。

  从今天的角度回头看当年的上海,租界之外的上海大部分地方仿佛是个巨大的贫民窟。即使租界内部,也有不少类似今日城中村的地方,例如徐家汇教堂后面巨大的北平民村。来到上海谋生的破产农民自然会先去这样的社区,不但房租低廉,而且当地居民和自己的差距较小,容易融入。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第二代一般迅速学会上海话,成为地道上海人。

  下面这张老照片显示,1890年代上海的纱厂并不像今天很多工厂那样,仅仅雇佣未婚女子。 照片中的女工不但有了孩子,而且工厂也允许她们将小孩随身带到厂里。

  

  
 

 

  上海,棉纱厂里照看孩子的女工。照片大约拍于1890年代。在工厂做工的女工在工作间隙承担照看孩子的任务。照片中能看到早期婴儿床和婴儿车的模样。背后是厂房。

  第四,扶贫也要讲究规模报酬递增。农村淘汰出来的人口,究竟是让他们继续分散在农村的广大空间,还是让他们积聚在城市地区,才能更有效提高他们的收入?发达国家的经验是让他们通过挤出效应和拉出效应,积聚到城市中来,因为城市不但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且对其中的贫困人口实施帮助时,能坐收规模报酬递增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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