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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是一次大考

作者:华 林  时间:2012-09-27   浏览次数:0

  收入分配改革并非“空喊了八年”。八年来,我国三度提高个税起征点,改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制度,加强和改善民生工程建设,并且史无前例地取消了农业税。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八年之间,我国的收入差距却不降反增。收入差距拉大,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然结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同行业和不同要素投入者之间在收入上有所差异,正是改革的破题之举和内在逻辑。所以,中共十四大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关注收入分配中的“效率”问题,并有意创造条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一招显然是奏效的。压抑许久的中国人的经济天才和创富激情展现出了惊人的效力。几乎整个90年代,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潮流,一大批敢为天下先的财富精英短时间内脱颖而出。然而,放开私营经济的另一面就是改革国有经济。针对许多国企几乎毫无市场竞争力的状况,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抓大放小”。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被迅速廉价处理掉,一批原来的国企管理层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与此同时,造就了一个4000万~6000万人口的下岗工人群体,这些人大部分成为贫困人口。到了21世纪,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互联网的崛起,一批财富新贵在房地产业和互联网业诞生了。但这些都还不足以描绘中国的财富地图,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垄断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存在。

  如果说以上是财富分配的微观“症候”,那么“国富民穷”和“城乡差距”恐怕就是宏观失衡。根据宋晓梧的计算,按照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 .4%,2007年降到39.74%,而发达国家普遍在50%以上。与此同时,我国农村长时间作为城市的劳动力和原料供给地,经济发展远远地落后了。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少数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达到了3。

  收入分配失衡所带来的问题是全方位的。出于情感因素,许多人首先会将收入失衡同社会公平稳定联系起来。温总理就曾说,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件事不可小视。我们追求的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从更加理性的角度来看,收入分配改革是当下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矛盾焦点。“国富民穷”和贫富分化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内需萎靡,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部需求,这一模式不转变,所谓经济转型将成为空谈。另外,国民财富从政府和垄断部门向包括私营业主在内的中产阶层倾斜,这是壮大中产阶层,构造橄榄形社会,从而实现社会转型的基础。更有甚者,分配问题关系到党的信誉和执政基础,关系到国民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忠诚。愿不愿意做好收入分配改革,能不能做好收入分配改革,是党的宗旨和执政能力的硬指标;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危机已经到来,不改革分配关系就无法实现经济转型,现在已没有退路和多少回旋余地。

  当然,我们要抛弃改革的简单思维,避免改革的浪漫主义,不可以想象毕其功于一役,轻易就能取得改革成功。我们也要避免改革的非理性主义。收入分配改革有其使命与范畴,不可能把所有经济社会问题都通过分配改革一揽子加以解决,有些问题虽然同收入分配问题有关系,但并非收入分配改革所能及,比如腐败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注入过多内容,可能使分配问题本身被泛化以至虚化,徒增改革的难度和复杂度,反而不利于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问题。

  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形态所蕴含的发展能量在前三十年充分释放,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挖掘的空间。现在到了转变叙事方式的关口,转型是全方位的,而关键中的关键就在于分配改革。这也是党的一次“大考”,比前几次的经济危机都严峻的考试,考好了意味着更上一个台阶,考不好则面临倒退甚至崩盘。邓小平晚年曾意味深长地警告:“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声犹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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