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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彭再友:言论自由的现实悖论

作者:彭再友  时间:2012-04-02

  首先,我们是共和制国家,广众享有这个世界上最真实和广泛的民主,至少《宪法》是这么规定的;其次,政府的权力源于人民,这个,无论是从法理的角度又或是历史渊源上来讲,都是经得起为尊贵者讳以及为维稳因的不平家们推敲论证的。而这两点,恰好构成了我继续以下文字的论证基础。

  有人认为,面临过渡和转轨时期,把真相告知广众,并开放言路,让各种思想尽相争鸣是要冒政治风险的。所以他们主张把决定真相及审查谬误的决定权交给政府,认为这样,就可以减少决策成本和降低决策风险。对于这类人,我把他们斥为“失了社会良知的伪知识分子”。这一类人,若非先天智障,便是后天脑残。而他们之所以还在这个社会上占据话语权,并四处敲锣打鼓鼓吹自家根本站不脚的谬论的原因,乃是他们找了个好主子或是投生到了富贵家。

  我可以断定,这种人显然是不读历史的,也就不懂得以史为鉴。回望人类历史,有哪一次取得重大成功的变革不是公议的结果?又有哪一次的专制带来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和民众福祉的加增?再一个,真理只会越辩越明晰,言论自由,是真理之花得以最终开放的根本保障。三个臭皮匠,还赛过诸葛亮呢。肉食者鄙,盘查管理层某些几乎儿戏的决策,再看看各大媒介我们那些草根精英的远见卓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促进国家进步和社会进步上,体制内的权力精英就一定比体制外的在思考的大脑高明。

  当然,我并非是批评体制内的人就个个都是傻B,我在这里要表达的真正意思乃是:当局者迷,知政失者在草野。我坚定的相信,无论统治阶层如何笼络和拉拢,如此大的一个社会族群,必定野有遗贤。这写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利益集团网络过后的漏网之鱼,有一部分则是体制不合作者,他们更愿意置身局外,但是对于当下局势却了如指掌。只不过因为理念的不同又或者说是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他们更愿意做一个啄木鸟式的隐士。也因此他们对于时局的见解之独到和深刻,往往一针见血而很有作为施政借鉴的价值。

  言论自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公民对现行机制乃至其运行状况的政治层面上的表达以及对当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评论。好比一个反战分子在人流密集的纽约大街上表达其反战观点,这不过是一种内心情绪的自我宣泄,决策者可以采取冷处理、不交流的方式予以平息,但是不应该以维稳的借口限制其表达的权利。根据社会契约原理,单个社会成员是无法形成公众意志的,甚至连影响决策的能力都很小或许说几乎没有。

  就国家权力的来源来看,毫无疑问,广众是政府权力的拥有者和授予者,而政府只是代为管理者,在公众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最终付诸实行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始终应该只是管家和仆人的角色。主人有权利对于仆人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进行评价,看其是否是自己需要付钱(纳税)购买的必需品。同时考量此种服务产品的成本、质量乃至售后服务。从这个层面来讲,主人对于自家庄园里的任一方面的管理以及仆人对其家庭成员达成的有利于促进这个家园更美好的共识的执行情况,有随时查勘和发言的权力。这是不需要得到仆人的‘允许’的,更不要说遭到由主人豢养而授权于管家管制的护卫家丁的暴力胁迫了。可惜,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验告知我们,政府一旦形成并日渐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视广众即是权力的原主人为敌人。为了保持既有权力的继续垄断和集体世袭,它们会想方设法壮大自身实力,并重新调整元音和辅音的排列秩序,换个说法,把权力转换成权利,把对民众的要求变为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同时,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文化理念上)削弱社会新兴力量,打击一切敢于抗议的声音。

  这其中,言论自由是他们首要控制的主要阵营。因为现代科学支撑之下,互联网的互联共同使得舆论的传播速度以毫秒为计时单位,而传播量更是大得惊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统治精英们惧怕草根阶层之中的杰出者把真相告知普罗大众。那样会很大程度上动摇他们的统治根基。为此,他们会制订利于体制内利益的信息传播准绳,把某些揭示真相的言论扼杀或是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而这个过程,由于慑于其背后的暴力威压,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传媒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帮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些本不属于限制范围内的言论,都会由于传媒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遭致封杀。而那些甚至只是稍具批判性质而有利于促进广众福利的言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对先进文化和民族进步力量的谋杀”!

  当然,那些坚持精英政治的人会说,民众愚鲁,他们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又易于偏听偏信。在很大层面上,他们会遭受来自体制外利益集团的欺瞒和哄骗,因此需要精英阶层来帮助他们统一管理这个家,至于民众,只需按照精英们在办公室里形成的指令走路就行了。并且公众意志和单个公民的意志是不同的概念。一个成员的利益诉求并不代表广众的真正需求,而源自公众的权力,是不能拿来为单个社会成员谋求绝对性质的利益的。然而,在契约达成之前,单个自然人就已经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还包括‘说错误的话的权力’,而众所周知,签订契约的基础是成员认为他们在签订契约之后仍然会享有他们作为自然人时的权力(毋庸置疑,这其中包括了言论自由权),除此之外,还能获取更多额外的好处。可现实是: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份契约的签订,使得他们既失去了先前拥有的自然权力,并且,由于政府不再顾及他的需要,而使得他自己的处境变得糟糕极了。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在民众利益诉求的自由表达上很有类比意义。契约一旦形成,若无上佳制度的保障并且切实执行,草根阶层很快便会沦为弱势群体。这个时候,再限制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要不了多久,他们便会沦落为边缘人群。而,公权力的种种利好,又会诱使那些权力的代行使者们走向专制独裁。

  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即是要让民众哪怕是单个民众的利益诉求和不同政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予以重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管理层:给你大声说话的权力,但是不把你的诉求纳入政治议程。通俗的说,就是你说你的,我原先怎样做,还是依然故我。用某些官员的说法,就更是明了了:你有讲的权利,我有不听的权利,更有听了不放在办公桌和政治议程上的权利。

  又有政治理论家提出有限制的言论自由,他们认为,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任何权利的享有,都是要靠牺牲别的权利或是履行其他义务获得平衡的。在他们看来,言论按照对整体社会成员和国家利益的促进程度,可以分成高价值积极进步的言论和低价值消极落后的言论。对于高价值的言论,要敞开言路,让其畅通无阻,并扶持其早日登上政治议程;而对于后者,则应该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这一论题,是得到现实世界众多权力精英们支持并且在他们所处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力推行的。他们利用公众赋予的权力,以公众意志为旗帜,对各种被他们认为是落后的不利于实现国家利益的言论设置关卡路障,极力限制其向广众的传播。即便,封杀该言论传播的行政成本远远大于这种言论流布所造成的利益损伤。很到程度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斗争而不是普通民众利益的自我表达。

  在这里,我姑且不论被限制的自由还是不是完整的自由。单说,这种限制是否符合契约的精神,有没有遵照合法的程序进行民主表决。即是说,对部分言论实施封杀赌的决策,是否得到了广众的一致赞成,还是我们原本处于“管家”和仆人地位的权力代行使者打着多数派的旗帜擅自作主了呢?再者,怎么判断划分什么样的言论是进步的上升的积极的很有利于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的;而另外的一些言论就一定是落后的消极的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呢?姑不论,规则是否公平,仅仅考量是不是每一个理论都得到了公正的判决这一问题,其情其景就已经让人严重质疑这个过程是全民公决还是暗箱操作?普通民众有理由怀疑,那样的评判标准是否遭到了利益集团的“合法化”绑架,致使所谓公众的意志成为少数寡头的单个意志?

  众所周知,专制政治发展到今天,统治阶级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管制民众的方式已经变得隐蔽和轻易不能察觉了,暴力和高压渐渐成为沉默和暗示性的政治手腕,基本上已经被权力精英们视为下乘统治方式,而文化理念和话语权的统占因为能够深入骨髓很快得到几何级数增长的应用。他们借助话语权的统占地位,大搞思想统一,浪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以宏大的架构论证一些连他们自家也不相信的东西;并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欺骗性宣传,屠杀草根阶层在思考的大脑,千方百计隐瞒事实真相,并且编制一些虚假数据支撑的事实,致使自身失信于民。限制言论自由,迫使公众(包括普通知识分子和正在成长中的学生族群)放弃话语权,使得他们失去健全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权力精英和依附于权力精英的文化精英们的附庸。

  行文至此,可以终结了。如果你仔细读了上面的文字,那么方法论意义上的东西,早于你的脑海之中形成,而绝对不需我浪费笔墨来做总结了。最后,我说一句话,作为本文结尾:逝者,舍矣!但,关于民主和民权,不要将欺骗进行到底,把真相告诉这一代年轻人——这个天下,迟早是他们的啊——相信他们吧,对于如何管理好这个国家,他们的很多奇思妙想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不要让小学识字课本上《狼来了》的故事在现实之中大人们的圈子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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