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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周瑞金:社会管理创新实质在深化改革(下)

作者:周瑞金  时间:2012-07-13

  第五,目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各级公共财政投入社会建设偏少,对农村地区投入更少,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滞后,明显有失公平;2.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公共参与渠道不多,难以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3.政府不习惯借助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共同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4.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中介组织不分,政府机构和社区自治组织不分,导致事业单位行政化、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影响社会事业和社会自治健康发展;5.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重心失衡,重管制轻服务,重审批轻监督,重惩罚轻教化,重形式轻实质,手段单一,政出多门,直接影响社会管理效果;6.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简单,习惯于采取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往往容易激化矛盾;7.政府社会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管理成本过高,效率较低;8.专门的社会管理人才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严重缺乏。

  第六,当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意义。首先,社会管理创新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要消除公民生存和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社会障碍,如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为他们提供福利保障、安全保障、平等机会、选择自由,从而增进公民的自由、权利和福利,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其次,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管理是为解决市场失灵而产生,通过提供各种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人群、边缘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得到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其三,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政府通过制订和实施社会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实行转移支付,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减少利益冲突。同时鼓励发展慈善事业,使高收入人群通过慈善捐赠、义工等方式奉献爱心,关心帮助困难群体,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化解社会对立情绪。我们一定要以战略眼光来看待社会管理创新的深远意义,不能只把它看作是应对目前社会矛盾的权宜之计。

  第七,社会管理创新的正确努力方向。各地应当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积极的探索、实验,但正确努力的方向应当有个统一的遵循准则。提出以下几点供参考:1.社会管理主体:由国家唯一主体向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三元主体协同管理方向努力;2.社会管理方式:从命令与服从单向度的管治行为,转向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商决策、合作管理、透明化管理、法治化管理的治理活动;3.社会管理重点:从行政管制为主转向以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为主;4.社会管理手段: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市场机制、社会自助互助等多种手段;5.社会管理资源:由政府单一主体投入,走向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承担;6.社会管理秩序:从纯强制性秩序转为强制性秩序与自治自律性秩序并重;7.社会管理的权力配置:从政府集权管理转向给社会放权和为公民增权;8.社会政策制定:从封闭、神秘方式走向公众参与、多方协商和透明化决策。

  第八,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制度、体制的重建。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强调政企分离、政资分离、政事分离、政社分离。这四大分离的对象,都是社会空间。分离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收缩,社会空间的扩大,也意味着政府不再包办社会一切,社会问题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协商解决,这才叫“社会管理”或“基层自治与政府管理的互动”。这里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哪些社会组织合法,哪些是潜在的反对者,哪些是需要依靠的社会对象和群众基础,这需要在实践中按法律秩序进行鉴别。现在的社会组织与原来的群众团体准行政性组织大不相同,所以要把社会组织纳入法律秩序,依法培育成长。而群众团体需要去行政化,真正代表社会民众,不要成为权力依附性组织。要积极培育公民意识与自律精神,从制度层面建构一个妥协与商谈的行为体系。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课题。

  此外,需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制度,这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途径。与之相配合需要建立信息获取机制——保证公众知情权,即有阅览卷宗、参与听证等的权利,让公众及时了解事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在第一时间就能保护自身权益;利益凝聚机制——以一定组织形式为载体,把公众中分散的、散射的要求凝聚和提炼出来,达到提供政府决策的层次;诉求表达机制——让公众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和环节,如以听证、表意、监督、举报等方式向公众提供表达机会,还要设置相关制度使利益各方通过大众媒体等方式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施加压力机制——当今利益分化,有了强势与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资源多,为自己争利益的手段也多,而弱势群体必须有特殊的施加压力机制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对这种施加压力机制需要法律法治加以规范;利益协商机制——在利益诉求明确基础上,矛盾各方按法律渠道和程序进行对话与谈判协商,公平有效地自行解决利益纠纷,政府无需事事介入,既减少行政精力,又节约社会成本,目前亟需建立和完善的是劳资双方的协商谈判机制;调解与仲裁机制——在矛盾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第三方的调解和仲裁必不可免,这时民间仲裁组织可以介入做调解工作,如果调解仲裁不成,政府和司法机构就担任最后仲裁角色,这是矛盾终止机制,就像法院的终审判决一样。

  第九,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网络平台、舆论监督,要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促进官民沟通,凝聚共识。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媒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舞台和推手。推动网络舆情监测、突发事件应对、公共关系管理乃至微博使用,都成为各级党政官员的必修课。互联网等于给官员头顶安装了“摄像头”,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引入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有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各级领导要自觉做党和政府与网民沟通的桥梁。

  “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关注的是社会当下的稳定,倾向于采取强制措施,封堵不良信息乃至所有负面议论,往往强行消除网上的杂音。意识形态的思维,强调官民互动,占据舆论的主导权,用信息开放对付似是而非的流言和不负责任的谣言,用细致的思想工作来说服民众,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正确思路。统一战线的思维,是积极沟通、团结“新意见阶层”,打破官民之间厚厚的精神之墙,推动体制改革,使党政领导变得更敏感、更体贴、更有人情味,遇事也更有担当。党政领导的“媒介素养”,应当把上述的“稳定”思维与意识形态思维和统一战线的思维很好地结合起来,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并且正确地、建设性地运用大众传播资源,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社会进步,塑造政府形象,实现“韧性稳定”。媒介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李长春同志语)是一种“新闻执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争取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第十,社会管理创新,要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和民主权益,谨防把“依法治国”变成“以法治民”。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从根本上改变根深蒂固的人治习惯。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来源:南方日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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