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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王小章:论以积极公民权为核心的社会建设

作者:王小章  时间:2014-05-15

  社会建设的要旨,是通过政府所主导、主持的社会民生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强化社会的自主、自治和自我行动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对于所有公民的保护和赋权增能功能,促成每个公民的独立自主自治,也即促成积极的公民权。无论从应然的价值理念看,还是从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客观需要看,积极公民权相比于消极的公民权都是一种更加可欲的形态,但是,在今天,积极公民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威胁:即来自缺乏约束的权力的威胁,来自缺乏规制的市场的威胁,来自个体化进程中社会原子化的威胁,来自愈演愈烈、全球蔓延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威胁。面对这些威胁,社会建设需要在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通过“公民社会”、“能动社会”以及(由国家主持和举办的社会民生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所构成的)“福利社会”的各自作用和彼此间的积极互动,来促成和维护积极的公民权。

  一、何谓社会建设

  无论是作为政府的实践和政策用语,还是作为我国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的学术用语,“社会建设”无疑都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热度的“热词”。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建设,也即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却迄今尚未形成基本一致的理解。陆学艺先生曾把国内学界对于社会建设的各种不同理解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强调保障改善民生的“社会事业建设派”,强调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维系社会秩序的“社会管理派”,强调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的“社会结构派”(陆先生自己即属此派),以及强调以“社会”规制权力、驾驭资本的“社会重建派”。①而孙立平先生则区分了理解社会建设的两个基本思路:一种思路是把社会视作一个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应的领域,另一种思路是将社会视作一个与国家和市场相对应的主体。②按照孙立平先生的这种区分,则前面陆学艺先生所划分的四派中的前三派,基本上都可以归入第一种思路,它们都倾向于将“社会”理解为一个领域,进而侧重于从社会事业、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的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等来理解社会建设的内涵,其间的区别,只在于具体侧重面的差别而已。质言之,它们都将社会建设理解为主要由政府主导和举办、同时一定程度上有社会协同参与的社会民生事业、社会管理事务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推出完善等(这种理解显然也更接近于党和政府的基本观点,这从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有关社会建设的阐述中可以清楚看出,③也可以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这种说法中看出)。而所谓“社会重建派”,则显然属于第二种思路。孙立平先生自认主要倾向于这种思路,同时又兼顾第一种思路的一些内容。在这种思路下来理解社会建设,则其基本目标就是“制约权力、驾驭市场、制止社会溃败”,④而其核心任务,就是要培育建设一个与国家、市场相对应的社会行动主体,质言之,一个自主、自治、具有自我行动能力的(公民)社会。

  这样两种思路产生了对社会建设的两种理解。一种主要着眼于由政府主导并推出、只在一定程度上有社会协同参与的民生建设、社会管理等行动,一者则主要瞩目于作为另一个行动主体的公民社会。两种理解看起来差异很大,隐隐然似乎针锋相对。不过,孙立平先生认为,它们是“互相有联系的”,⑤尽管他没有具体说明它们是如何相互联系起来的,没有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点是什么。而事实上,笔者以为,只要我们能进一步看到,由政府主导和主持举办的社会民生建设、社会管理事务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等,最终所服务和施用的目标是作为国家之主体的公民,而公民社会的行动主体,同时也是决定着公民社会最终能否真正有活力地“运转起来”的,归根结底同样也是这些公民,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上述这两种对于社会建设的看似差异很大的理解,确实是互有联系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沟通点,这个联系沟通点就是作为一系列权利和责任之承当者的公民。而着眼于公民这个主体,笔者认为,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社会建设:通过政府所主导、主持的社会民生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强化社会的自主、自治和自我行动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对于所有公民的保护和赋权增能(empowerment)功能,促成每个公民的独立自主自治,也即促成积极的公民权(active citizenship)。

  二、积极公民权及其条件

  何谓“积极的公民权”?关于公民权的研究,绕不开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在二十世纪中叶提出的经典公民权理论或者说分析模式。结合几个世纪来英国社会中公民身份与权利的历史发展,马歇尔将公民权利划分为“民权”或基本的法律权利(civil rights)、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三类。基本的法律权利包括: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各种选择自由等)、人身安全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可靠的适用法律裁定程序等等。它意味着等级制度在法律上的寿终正寝,意味着人身依附等束缚在法律上的解除。政治权利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结社自由、舆论自由、集会和抗议的权利等等,它是通往政治公开性的入场券。而社会权利是一种“对实际收入的普遍权利,这种实际收入不按有关人员的市场价值来衡量”。从消极的角度说,社会权利的发展是为了应对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成员在面临那些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问题时所遭遇的风险,如贫困、严重的不平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健康和社会排斥问题等;而从积极的角度说,它们意指一系列积极的应享权利,即将下面这些方面看作是个体终生的权利: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失业补偿、低收入补偿、养老金、残疾人救济金等),拥有工作,获得健康服务,拥有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住房,享受基本的义务教育,等。马歇尔还认为,18世纪是法律权利的时代,19世纪是政治权利的时代,而20世纪(上半叶)则是社会权利的时代。⑥马歇尔的分析模式影响深远,同时也引发了了不少争论和批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布雷恩·特纳(Bryan Turner)在检讨了对于马歇尔之思想遗产的种种批评之后,指出:“马歇尔理论中的问题所导致的困难最终成为是否存在着一种单一的公民身份(权)⑦概念,抑或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公民身份(权)表述原则。”特纳认为,通过考察公民权是自下而上发展还是自上而下发展,是在私人领域中得到发展还是公共领域中得到发展,至少可以发现四种相当不同的公民身份形态。如果公民权发展于一个为争取权利而进行革命斗争、展开社会运动的背景下(如在法国或美国),那么,就形成一种积极的公民权;而如果公民权仅仅是自上而下地被给予的,那么就形成一种消极被动的公民权。此外,在肯定、弘扬公共领域、公共精神的地方和在疑忌公共领域、公共精神或一味强调私人领域和道德优先性的地方,公民权的发展形态也相当不同。“当政治空间受到限制的时候,公民身份(权)就是被动的和私人的。”⑧

  尽管特纳对于积极公民权的分析叙述主要出于历史性的比较研究,出于经验性的考察,⑨但笔者认为,相比于公民权的消极形态,它应该也是一种更加值得肯定、更加可欲的形态(在这一点上,特纳和其他许多学者实际上也都一样)。这是因为:第一,消极公民权之下的“权利”容易蜕变堕落为上对下的“恩赐”。第二,积极公民权赋予并体现出人的主体地位。在消极公民权形态下,公民是各种社会法规、公共政策的被动承受者,是保障、福利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被动消费者。在积极公民权形态下,公民是“正当需要”、“社会问题”的定义者,是公共领域积极的行动者、介入者,是地方性或全国性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者(既有行动的意愿,也有行动的能力,并具有行动的权利和空间),进而是社会生活及其意义的创造者,因而也更合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本质——马克思认为,在应然性上,人是自由自觉的实践者:“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的特性。”⑩——的要求。第三,在全球风险社会或风险全球化的时代,更需要激活积极公民权,以使每个人都能积极投入到应对、控制风险的行动中来。今天,作为自反性现代化产物的风险已经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已没有哪个地方、哪个民族、哪个群体、哪个个体能确定无疑地自外于风险,因此,也就没有哪个人可以自外于或被排斥于应对风险的努力,无论这种参与和行动是作为责任还是作为权利。吉登斯(还有贝克)曾将控制风险的希望寄托在“重塑政治”上,认为:“关于解放的政治要同关于生活的政治(或者,同关于自我实现的政治)结合起来。所谓关于解放的政治,我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生活的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而且就此而言,再没有什么‘他人’存在了。”(11)这种将“解放的政治”和“生活的政治”结合起来的政治是一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鼓励各种力量积极参与的政治(在此,吉登斯对各种社会运动寄予高度的希望,贝克则对传统中央政府之外的各种亚群体和个人的“亚政治”寄予希望)。而之所以要鼓励和动员各种力量积极参与,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自反性现代化的今天,在到处都可能出现不可预料的“副作用”的情况下,已没有什么置身局外的“他人”存在,相应地,也就再不可能把处理应对与这种现代性相连的一系列风险交托给某种单一的力量如政府了,相反,任何产生影响的决策和举措都应该接受尽可能多的方面的质询和监控。而显然,这种“质询和监控”是以积极公民权的激活为前提的。也许,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今天,“人们已不再仅仅关注作为法定权利的公民权,而一致认为,公民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体和社会群体介入了提出权利要求、扩展权利或丧失权利的现实进程。政治上的介入意味着实质性的公民实践,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一个特定政治体下的成员总是努力去主动地塑造它的命运”。(12)

  假如说,无论从应然的价值理念看,还是从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看,积极公民权相比于消极的公民权都是一种更加可欲的形态,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指出,要想确立和激活积极公民权,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允许并鼓励公民积极行动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的存在,或者,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说,与“私域自主”互为前提的“公域自主”的存在(13):没有肯定公民个人自主独立的“私域自主”,就没有公民自由自觉、积极主动的行动,而没有保障、允诺公民公共参与的“公域自主”,公民就缺失自主的公共行动的空间和舞台。实际上,在特纳所区分的四种公民权类型中,私人的通常总是和被动的联系在一起,而积极的则与公共的紧密相联。第二,公民个人必须具有公共精神。确实,人们投入行动最初往往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但如果不能进一步发展出公共精神、公共关怀,而始终局限于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托克维尔所说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情感”(14)之中,那么,最终导致的只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或沉沦于“在本质上是卑下和奴性的”“商业性人民的精神”(15)之中。第三,公民个人还必须具备进入公共领域并理性而主动地行动的能力。无论是物质匮乏导致的软弱,还是教育的缺失带来的蒙昧,都会导致积极公民权所必需的独立而理性的行动能力的丧失。以上三点,第一点是积极公民权所必需的外部环境条件,第二、第三点则是积极公民权所要求于公民主体的素质条件。

  三、积极公民权的威胁

  如上所述,在消极公民权形态下,公民是各种社会法规、公共政策的被动承受者,是保障、福利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被动消费者;而在积极公民权形态下,公民不仅仅是各项权利的持有者,更是“正当需要”、“社会问题”等等的定义者,是公共领域积极的行动者、介入者,是地方性或全国性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者。但是,这样一种积极形态的公民权即使在规范性的理念上是“可欲”的,是“理所应然”,在经验事实上却不是“势所必然”。这是因为,积极公民权所要求的各项必要条件并不总是具备。综观近代以来公民权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从大的方面看,对于这样一种积极形态的公民权至少存在着来自四个方面的威胁。

  第一是来自国家(state)权力的威胁。对于公民身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来说(且不说是积极形态的还是消极形态的),国家权力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既可以是一种“保护性”的力量,但也可能沦为一种“胁迫性”的因素。国家的保护性体现在,在其自身权力受到必要的制约(如民主宪政)和建立在充分广泛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从而能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前提之下,它首先能够通过法律来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并运用其公共权力(如警察、司法等)来保护这些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其次,它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和法规以积极的姿态来保证每一个公民,特别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公民,具备能够积极有效地行使和实现其公民权利的基本经济社会条件(也即保障马歇尔所说的每个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从而抵消、至少是一定程度地抵消下面要谈到的来自市场的压迫性。而对于公民权来说,国家的胁迫性体现在:(1)当国家权力没有必要的限制,如像近代民主宪政国家兴起之前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或现代全能国家那样,则它天然具有的扩张性将可能侵害个体的自由和其他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2)当国家就其经济社会基础来说只是社会中某个处于强势地位的阶级或阶层的代理者,从而其政策和行为受到该阶级或阶层利益的左右而在事实上失去了独立性、自主性时,则它通过它的政策和行为(无论这种政策和行为在形式上就不是对所有人平等的,如维护等级制或种姓制的国家,还是在形式上貌似公正的,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国家)所维护的无疑也只是该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这时,对于社会中其他阶级或阶层的成员来说,来自国家权力的压制将会和“市民社会”内部的阶级压迫发生重叠;(3)国家权力剥离、割裂与公民身份相联系的各种权利(如基本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之间特定的脉络关联而孤立发展所谓社会权利或曰“社会福利”,以此“诱买”或者说“诱夺”公民对于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进而对于完整的公民权的要求。(16)而一旦剥离了基本的自由权利、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权利等等,社会权利作为“公民权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它很容易由一项现代公民所稳定地拥有的“应享权利”蜕变为系于统治者的仁慈恩德的恩赐施舍。(17)

  对于公民权而言,市场的作用同样具有两重性,既有解放的功能,也有分化、排斥、压抑的作用。其解放性质在于,它促使个体摆脱了身份等级等等的束缚,肯定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从而解放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换言之,它以消极的形式肯定个人的基本权利,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市场不受干涉地追求和拥有各自的利益。质言之,对于马歇尔所说的civil rights而言,它与市场实际上处于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而市场的分化、排斥、压抑性质在于,它的运行以财产私有为基础、以“自由竞争”为基本原则,其自然运作的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强弱的分化,阶级的对立,于是,对于处在底层社会的贫者弱者来说,许多基本的权利直至生存权都可能得不到保障,即使在法律形式上被赋予了这些权利,也会由于缺乏行使它们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没有实质意义,甚至还可能轻易地为富者强者所诱卖剥夺。如以对女性而言,市场不可能照顾到女性在生理、心理、社会诸方面的特点,因此,如果没有市场之外的力量介入,女性必然在市场机制下沦于不利的地位,尽管从人类发展而不仅仅是市场中的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她们的贡献并不弱于男性。换言之,市场机制作用的原则是普遍主义的(因而具有形式上的公正性),它不会顾及社会成员在生理、心理、社会以及可以对人类健康发展作出的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贡献等方面所存在的实质上的差别,因此,它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在实质性权利享有上的巨大不平等,导致对某些社会成员之权利的实质性剥夺。事实上,对于市场的分化、排斥、压抑作用,黑格尔、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已给我们作了充分的说明。(18)

  对积极公民权的第三种威胁来自个体化进程中社会的原子化。无论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还是制度安排来看,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伴随着个体化的进程,现代社会是个越来越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这一点,在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甚至以社会团结为核心主题的涂尔干等经典社会理论家的论述中都已体现得很充分。近来,贝克、鲍曼、吉登斯等又提出了“社会的个体化”或“个体化社会”的命题,即随着“可自由支配收入”(丹尼尔·贝尔语)的增长,随着“标准生命史”让位于“选项生命史”,随着“生活机会的政治”让位于“生活方式的政治”,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不仅从诸如家庭、血缘关系等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中脱离出来,而且也从阶级结构等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个体化推动力”,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大都以“个人”为执行单位,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的权益都是针对个人而非家庭,现代社会在工作要求、消费物品、法律责任、社会道德、教育培训等生活各个方面,不论是制度设计还是意识形态层次,皆朝着“个人”为基本单位的方向发展。(19)就这种个体化的大趋势而言,社群主义实际上只是对社会个体化的一种知识反应或心理反弹。必须申明的是,在个人作为自主权利的最终承载者的规范性意义上,笔者肯定个体的本位性。(20)但是,吊诡的是,作为结构和制度原理的“个体化”所带来的社会“原子化”却蕴涵着对于积极公民权的威胁,从而反过来也就威胁着作为权利承载者的公民个人的自主权。对此,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托克维尔就已分析得相当透彻。托克维尔指出,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更易于陷于一种彼此隔绝或者说“原子化”的状态之中,并相应地产生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情感。他将这种原子化的状态和“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情感”与民主的社会状态,即人与人之间抹平了身份差别的状态相联系:在民主的社会状况下,由于没有恒久的阶级,也就没有团体精神,没有世袭的产业,也就没有地方的关系或外向的目标受到家庭情感的尊崇。于是,由于没有有效可靠的中介,社会成员便彼此隔绝,并相应地产生“个人主义”情感。(21)托克维尔所说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22)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情感的另一面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就是公共精神的失落。托克维尔进而又指出,当平等化拉平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当社会陷于原子化状态和“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情感”中之后,社会成员作为个体就陷于一种普遍的软弱之中,这种软弱往往会促使他们去仰仗当局的干预:“在平等时代,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援的。……他们的软弱无力有时使他们感到需要他人的支援,但他们却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们援助,因为大家都是软弱的和冷漠的。迫于这种困境,他们自然将视线转向那个在这种普遍感到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超然屹立的伟大存在。他们的需要,尤其是他们的欲求,不断地把他们引向这个伟大存在;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存在视为补救个人弱点的唯一的和必要的靠山。”(23)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贝克、鲍曼、吉登斯等人的“个体化命题”在某些方面实际上再现了托克维尔的这一论断。个体化命题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当个体日益从各种外在的约束中脱离之后,他也就失去了寻求传统、家庭、社区等等保护的选择,于是,对于现代社会各种正式制度的依赖就不可避免地加强。(24)而这种依赖的加强和提升,与我们所说的积极公民权无疑是背道而驰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全球化的时代,这种个体化进程在中国也已无可回避地来临了。而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在我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没有很好地培育起在西方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曾着力强调和建构的那种自主、自由、平等、自立、责任等精神,因而导致的是“自私、不合群、功利主义、毫不考虑别人的权利和利益”的“无公德的个体”的产生。(25)就公共道德、公共精神是积极公民权不可少的条件而言,显然,我国的个体化所蕴涵的对于积极公民权的威胁或者说所形成的障碍无疑更大。

  对积极公民权的第四种威胁来自愈演愈烈、全球蔓延的消费主义文化。在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狭隘与愚蠢时,马克思曾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时,或者当我们直接享有它,吃它,喝它,穿戴它,住它等等时,总之,当我们消费它时,它才是我们的”。(26)而20世纪所发展起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则将这种狭隘性进一步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极端程度:不仅仅对于“对象”来说,只有在被消费时才是存在的,有价值的,而且对于那个所谓的“主体”来说,也只有在“消费”时,才能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消费主义文化将人从行动的主体,转变成为消费的动物。二十世纪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分析指出:消费主义将原本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可以从“动物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投身于公共领域、投身于“行动”——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人之为人、是人获得超越于动物性生存的意义的根本所在——的人们,引入、吸纳到了无止境的消费之中,对于消费主义文化下的人们,不再是“我思,故我在”,更不是“我行动,故我在”,而是“我消费,故我在”。(27)消费消融萎缩了公共领域,也消泯吞噬了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积极行动的精神,从而也就销蚀了积极公民权生存扎根的土壤。而当消费主义文化与前面所说的国家以“社会福利”“诱买”或者说“诱夺”公民对于完整公民权的要求、个体化进程中公民个体的软弱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国家依赖的强化等相结合,那么,积极公民权无疑就更加没有容身之所了。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这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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