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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曹英:网络时代的社会动员观念辨析

作者:曹英  时间:2015-08-31

  社会动员是民力、民智、民心的聚合器 

  社会动员是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与行为方式之一,是政府通过媒体宣传、社会组织和政策引导等,实现行为解释、理念论证。政府主导的社会动员是政治权力动员、整合与培育社会力量实现理念、政策的过程,是政治权力与公民个体、社会力量之间的双向运动,是现代政治的重要形式。改变传统政治单向的权力运动,以政治权力的强势作用导向、引领社会力量,形成政治权力—社会力量的信任与合作,达致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要而言之,社会动员的作用与功能有三点。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政府治理社会的主要媒介是政策。政策能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判断标准,政策能力主要是政策的汲取能力、决断能力、执行能力和调整能力。汲取能力即是对民众要求有效吸收的能力,通过及时回应民众关心、关注与关切的急迫问题以及各种媒体集中报道、成为社会热点的公共问题,反映民众诉求、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危机、消弭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利益。民意的有效汲取、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保证政策科学性的前提;决断能力是政府面对多重方案的抉择能力,是敢于任责、勇于担当和在代价、成本、风险与利益比较中进行理性抉择的表现;执行能力是政府制定政策后,最大程度地将政策理想、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政策收益的能力;调整能力是政策执行遭遇新的外在困难时的政策修正、补充和发展的能力。

  政策能力是制定、执行与终结政策时科学与理性的综合展现,即问题界定的精确化、方案规划与抉择的科学化、方案执行的高效率与学习调整的协调性。核心是政策理念的正当性、过程的公开性与效果的有效性,体现了政策从群众中来、服务到群众中去的内在品质。

  社会动员通过政策、媒体、组织等多种媒介解释、宣传政府理念与政策效果,聚合社会力量,减弱社会抗拒,强化社会合作,使政策能力有建立的起点、落到实处的终点。民众参与、表达利益使社会问题、公共问题能有效进入决策层,顺利转化为政策问题,扩宽了政府决策的视野;民众知情权利的扩充、参与和表达权利的保障、监督权利的落实,形成较强的外在压力,倒逼政府政策执行得高效、规范,转化为政策理性运行的动力,迫使官员提升自身行政素质和变革行政体制。政策有效性的提升、政府政策能力与官员素质的提高、政策体制的良善化,自然会抬升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权威,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利因素,最大程度地增加积极因素,节约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益。

  提升民众素质 

  社会动员是政府主动引导、组织、塑造大众的过程。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感知主流社会意识,体会政策善意,培育公共情感与价值观念,实际也是自我认知、情感、态度与评价的形成、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社会动员是一种组织化的集体性动员,在公共空间中形成约束性规范、激励性机制和强制性制度,培育集体道德、公共品质和大众信仰,使个体成员与社会生活接轨。个体成员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与群体规范、社会价值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距、隔膜、矛盾与冲突,唯有个体价值与社会道德有效吻合、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平等对接、个体信仰和社会愿景自主耦合,方能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形成整体性的最大共识,达成社会信任。个体的自主性、主体性诉求,在社会化的合作中方有增值空间;个体自由与权利唯有遵守公共规则才具正当性,道德性的利益才能得到社会认可和政策反馈。因此,社会动员是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升尤其是公共精神培育的过程。

  实现社会正义 

  社会动员是政府政策善性主动发挥的过程,是主流意识形态感召的过程,是理性组织社会力量的过程。这也是政府、社会和大众一起重塑的过程,即社会价值、社会资源共同进步的过程。

  社会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追求,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与助力。社会动员促进了政府素质的提升与公民品格的养成,倒逼政府治理体系与体制的变革,促成了政策的科学化、理性化与民主化,也就培育了社会理性、公共伦理、社会德性和文明品质,实际也就“生养”了社会正义。   

  社会动员重在建构共意共识 

  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与传统社会的社会动员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强调政府与民间力量的互动性。政府主动性的引导过程,暗含了对民众权利的体认与尊重,是政策人性化的表现,即政策的目的通过政策效果来体现,政策效果的判断标准是民众的感觉与判断。要想提升民众的满意度,就必须先在地体现民众的知觉与认知,先在地让民众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换言之,民众权利的实现即民意的满足是社会动员的目的。

  网络时代强化了现代社会动员的行为特质。互联网的发展扩张了民众权利。通过自主化、自由化的学习与表达,民众扩充了知识量,提高了思想层次,提高了对政策利益的公平、社会道德的进化和国家环境净化的要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时代的社会动员是权利运动、社会运动和正义运动。

  体现民意的社会动员,可粗分为共意动员和共识动员。共意动员是指政府满足民众利益从而得到民众支持的社会动员。政府以政策解决民众的需求、民众因支持政策获得实质性的利益奖励,二者达成利益交换,是一种功利性的动员模式。共意动员是以利益交换获得权力的控制与服从的关系,是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博弈、妥协的结果,这其中既有民众利益抗争的压力,亦有政治权力的主动性善意。

  共意动员的潜在因素是利益表达、利益实现,其制约性因素在于民众利益需求的无止境性增长。虽然可以乐观地认为人类永恒的贪婪欲望推动文明不断进化,但在现实环境中,民众利益需求总是呈现阶梯性增长,欲望升级、诉求增进和不满递进发展,衍生出愈满足→愈不满的情况,政府和民众互动渠道结构性堵塞,最终激化双方矛盾,导致政策失败。

  共识动员是指政府与民众获得共同的意识、观念与理念,民众自愿认同、信任政府。共意动员是利益的诱服,是功利性交换;共识动员是理念的信服,是双方的共同合作。民众服从的具体表现是对暂时不利于己的政府政策的容忍、支持,政府能最大程度地集中现有资源执行自己的意志,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共识动员是心志信服的动员,是情感更深厚、认知更理性、稳定性更牢、持续性更强的信仰型支持,这在政治学上常称为“合法性(legitimacy)支持”。合法性支持的常见基础是价值共识、共有规范(规则制度)及公开透明的运行,是整体性规则体系的设置安排,尤以国家法律制度的建构最能为社会信赖。在当前中国,宪法是国民最低程度的最大共识,以宪法指导其他规范的制定,依宪治国、依宪行政,保障公民权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体现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良治,建设权力伦理与政治伦理,是赢得民众信服、实现官民良性互动的动员方式。

  组织化的民众更易理性 

  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之一是组织民众,使之形成集体化的力量,从事政府指导性、容许性的行为。组织民众是社会动员的目标,也是社会动员的方式。但组织化后的民众又有风险性,如何在确保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强对这些团体组织尤其是中坚分子与骨干成员的管理与控制,是保障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关键。

  组织化的民众更易理性是对网络时代民众群体化特征的一个重要判断。网络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众权益意识与权利能力的大幅提升,并有依托互联网组织化集体表达的趋势。民众权益意识与权利能力的提升是社会成员“公民化”的重要进步,是国家文明发展的重要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表现,但对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又是严峻挑战。如前所述,实现民众权益的满足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膨胀、激烈的大众需求,只会造成参与渠道的拥堵和体系的瘫痪,这对所有人群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大众都有危害。如何保障民众权益最大程度安全地实现,既需要政府治理体系的变革与能力的提升,亦需要民众参与的理性化、规范化与法制化。

  个体社会成员的需求不易理性。个体社会成员的需求在庞大体制面前无足轻重,易被政府体系忽略与无视,个体权利争取的失败、个体尊严受挫容易导致个体抗争的激化与冲动,从而出现“弱者的残忍”等极端反社会现象,危害社会整体利益。但大众组织化的需求会导向理性表达。如个体权利组织起来集体表达,形成普遍性要求,并委托相关专业人士与政府进行谈判,政府亦以专业人士进行专门化应对。政府和大众的利益纷争转化为双方代理人的专业化博弈,并由得到双方认可的权威部门裁定最终的解决方案。显然这种专业性、专门化的利益博弈行为更具有理性。组织化的民众、专业化的职业群体、权威的裁决部门的理性讨论、辩论、妥协与合作,即是法制化与法治化的利益解决渠道。换言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民众的组织化,民众的组织化是使社会利益争端理性化的必需步骤,也是导向法治化的捷径与桥梁。

  民众组织化的另一个有效途径,是社会协商制度的建立。社会协商是政府主导的民众组织化的表达与参与。政府对民众的要求进行议题设置、方案筛选和主导性采择,形成可控性、有领导的民主参与,体现政策的多元性、民主性和包容性,能够平衡协调各方利益,凝聚社会共识,保障基层民众的权利,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动员须国家进场 

  当前中国的社会动员是执政党与政府主导的“对社会动员”,而不是“由社会动员”。现行的政治体系是动员主体,规定动员理念与目标,设定动员规范,主导整个过程,启发、诱导、劝说被动员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国家进场”是现行政治体系的基本原则与要求。

  “国家进场”与我国现行政治力量的现实密不可分。执政党与政府掌控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的思想源泉、人才基地和主要引擎,是改革与法治事业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的根本保证。同时,我国仍处于“总体性社会”,社会组织化程度低、民众自主能力不足、民主参与水平有待提高,相对而言,国家主导的动员机制较为发达、历史较为持久,强化执政党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大众参与的社会动员模式是可行的、现实性的选择。

  “国家进场”的社会动员模式,要求政府动员时应倡导“国家符号”的信仰支持。“国家符号”是指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民族记忆、国家形象的标志物,是社会成员身份识别、身份认同的象征。社会成员对权力的合法性支持易呈现认知密度、忠诚厚度逆向运动的规律,即愈是经常性接触的权力主体愈难得到大众信任、信任也愈易动摇,愈是不易接触的权力共同体愈易得到大众的深厚支持。共同体大致可分成三个层级:民族与国家等共同体最易得到大众经久的忠诚与支持,形成普遍的信仰;政府与法律制度等典则次之;基层权力当局经常性地与民众接触,最难得到民众信任,也最不牢固。因此,对历史记忆、精神象征、政党理念和国家典则的传讲、解读、宣传,利于形成大众信仰和普遍意识,这其中执政党的重大决策、中央权威和领袖权威、国家宪法的示范意义,是强化民众支持的可靠资源。

  “国家进场”社会动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利用政府资源对社会舆情进行理性引导。大众舆情有民众利益诉求合理性的一面,但情绪化的表达、个体利益的无节制放大和网络媒体匿名效应,会造成大众舆情的冲动、道德感差和责任性弱,对其一味迎合或打压均属不智,唯有管治方具理性,即通过程序化、正当化的民意表达与参与,及时、公开的政府告知与引导,使网络媒体成为双方共同发声、利益相互表达、各方意见交易的平台与场所。

  “国家进场”社会动员再一个重要手段是厚植社会组织,提高民众的组织化水平,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文化,形成可靠的社会保障与环境基础。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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