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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王亚欣:以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流动

作者:王亚欣  时间:2011-04-01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称,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人境遇的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文章呼吁缓解阶层固化需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阶层流动不足,这并非是新近才出现的问题,可近些年来富二代、穷二代,体制内二代与体制外二代……各类“二代”使得阶层流动不足显得尤为突出,社会情绪中对阶层固化的担忧与不满也日益加重,建立更为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成了越来越迫切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流动基本停滞。个人流动基本固定在家庭出身、城乡户口、单位制与所有制等先赋条件上,与制度安排紧密结合。然而那时,物质匮乏、人民贫困,公众关注点在于解决基本温饱,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感受不深。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落后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个人的社会流动也得到增强,社会流动中的先赋性因素逐渐减少,人们拥有了从一地流通到另一地的选择权。人们所处地点不再固定,身份不再固化,个人社会流动中的自致性因素逐渐增多,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改革开放早期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所在。
  相较而言,我国当前的社会流动大大增强了,流动机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可当人们摆脱人身禁锢,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生活后,对社会流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不再满足于受户籍制度限制的人口流动性的建立,而是渴求各阶层,尤其是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不被堵塞,个人能够凭借能力而非血缘、关系等非主观因素来改变自身命运。
  人们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渴望,是社会意识觉醒的表现。人们渴望改革能够打破阻碍社会和阶层流动的身份、财富、等级等因素,谋求自身命运转折的最大可能性。可从现实境遇来看,近年来,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现象频繁被提及,一方面说明社会阶层意识正在形成,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各群体的裂痕也在扩大。改革开放早期时,读书改变命运、勤劳致富是公认的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而如今社会给公众的观感则是,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身份的途径并非越来越畅通,反而呈压缩、局限之势。
  出现这种状况,是与改革的目标和人们的期待相违背的。近些年来,社会改革虽在逐年推进,很多制度设计都在积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例如公务员考试制度、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但社会改革的步伐依旧难以跟上公众需求,公众寻求社会平等和社会权利保障依旧是改革进程中的突出问题。但实事求是地讲,社会管理改革还滞后于社会意识的觉醒,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改革的单兵突进,对增长速度和效率的片面追求,一些已不合时宜的社会政策,以及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有时候严重侵蚀了人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
  这是社会发展的阵痛期,各种矛盾的集中出现,也对社会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改革能否与社会需求匹配,是社会合理流动、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之处,而提倡社会改革、社会管理的跟进也是在最大程度地谋求公平和正义,让各个阶层都能共享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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