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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风暴之后中国慈善何去何从

作者:  时间:2011-09-10

  目前,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被媒体曝光,该基金会把善款交给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投资房地产、教育等领域,其巨额收益多年来均在政府与公众视野之外。此前,两个“美美”的炫富,引发了大众对慈善机构善款去向的猜疑,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基会等相继遭遇信任危机。当下,全社会已掀起一场呼吁慈善透明化的反省风暴:真正的透明慈善还要等多久?未来中国慈善将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王振耀、陈建民两位专家。

  未来三年,中国慈善或将突变

  王振耀:

  前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在民政部工作已达20年之久,去年6月辞官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华商报:郭美美事件之后,社会非常期待一个公开透明的现代慈善体制。您也在此前提到,未来3年,中国慈善可能朝着公开透明实现突变和转型。3年这个时间表是如何确定的?

  王振耀:从国际流行标准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就是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同时也有一个基本判断,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该国会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前就确立起了较为系统的福利制度甚至建立了福利国家。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福利政策的补课任务非常重。

  因此,从时间与目标设定看,我认为全社会需要共同关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的新形势、新阶段,对原有的战略进行调整,未来三年是关键期。在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的节点上,我们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解决经济发展同时带来的社会矛盾,建立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福利体系。

  尤其是郭美美事件之后的这3个月时间,社会已经对现代公益慈善的理念达成共识。今年如果出台一个比较现代的慈善法律,对慈善组织和行为进行规范之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就会出现一个慈善组织的喷发期。

  华商报:未来慈善的发展,必然要走到民间,形成全民慈善,这就要求社会组织的建设跟得上。而当前,一些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并不是很受地方政府的欢迎。那么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王振耀:一定要让大家明白:社会组织是什么?不能一说到社会组织,马上就想到是来捣乱的。在国外,90%以上的社会组织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提供养老、儿童福利、甚至包括“防自杀”。对于社会组织,我们一定要打破过去意识形态的障碍。别一谈社会组织就强调它的非政府性,就说要与政府对抗。如果我们把社会组织进行准确定义,让大家知道社会组织做的事情是政府没有照顾到但社会所必须有的,政府就会跑着支持社会组织。恢复它本来应该有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组织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

  华商报:您谈到未来慈善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专业化,目前在国内慈善领域的专业人员,还处于“低工资时代”,他们现在还为生存而烦恼。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我们该如何帮他们往一个正常的方向去发展呢?

  王振耀:首先在理念上,我们不能为慈善从业者定那么高的道德标准,不能说做慈善就无偿奉献。让全社会不再标榜无成本慈善,要明确告诉全社会,无成本只能是做非常传统的、小额的、一对一的事情。没有成本,不可能做现代慈善。慈善组织所涉及的行政成本,具体可以通过法律来规范,目前国际一般规定的行政成本为20%。

  所以,一方面,政府的法律要修改;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要展现它巨大的服务功能。当然,社会舆论也应该接受做慈善有成本的事实。如果慈善领域的工资都提高了,即便大家不是完全奔着慈善事业去的,也照样可以做慈善,如此我们的慈善事业就会活跃起来。

  华商报:今年5月,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了35亿元的福耀玻璃股票。河仁慈善基金会以股捐建立的形式开创了中国基金会资金注入方式、运作模式、管理规则等领域的先河,但遭遇制度掣肘。您如何看待股捐?

  王振耀:以股票形式捐助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可有效避免动用现金过多,而给企业本身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河仁慈善基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迈出了新的步伐。这个基金会未来会成为典范,带动更多的家族式股权捐赠,而且也是中国慈善要走的一条路,比如巴菲特和盖茨都是股权捐赠型,大型的基金会在现代条件下,不做这种股权捐赠是不可能的。

  河仁慈善基金会定性为资助型,根据上一年的收益,可以在每年年初做出预算,知道当年需要花多少钱。这使整个慈善事业注入了可预算的资金,有稳定的来源。与原来不同的是,资金的管理成为这个基金会最大的问题。过去花钱是问题,现在要面临如何让这笔钱保值增值;过去一个企业只要想如何规避风险,现在是基金会与股票市场相连,如何规避基金会的风险等。这需要依靠更多专业人才来想办法。

  华商报:不论是曹德旺模式,还是陈光标模式、或者是宗庆后模式,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进入慈善事业,在您看来,企业家慈善还需要哪些突破?

  王振耀:首先就是缴税问题。像曹德旺遇到的股权捐赠要立即交税,这里说的不是小量的印花税,而是几个亿的所得税。捐给基金会则应遵循基金会的管理方式,不应该直接和税收有关系。但我们现在居然就让曹德旺和他的河仁基金会背负了5亿元的税款负担,把股权当作现金。

  第二,虽然北京、广东等地修改了相关政策,但整体上大部分公益慈善组织的注册,还需要寻找“主管单位”。谁为了做好事,还天天找“主管单位”呢?第三,我们的起点过高。有200万才能建立非公募基金会,而美国、欧洲有万把美元就可以建立,并且基金会注册很方便。所以,这又拦住了中国很多想做慈善的普通人。第四,传统道德标准过高。我们现在的重点还放在讨论透明度和低成本问题上,而没有想到慈善组织的人员工资过低,有的月薪就是千把元,说不客气一点,也是“血汗工资制”,慈善组织留不住人是主要矛盾,那怎么能够可持续发展呢?

  这些都是政策上的束缚。所以从体制到文化,都需要突破。

  华商报:现在慈善去行政化呼声很多,媒体说让慈善回归民间,有专家认为“回归”这个词对大众来说有误导作用,这样的词让人觉得政府要退出慈善领域,所以开放民间慈善的说法比较准确,你怎么看待中国慈善的定位?

  王振耀:用“开放”这个词更好,中国慈善定位应该是民间和政府同时来做,政府一定有责任,政府不仅仅是做政策法规,从全世界经验来看,政府都应该承担一定的费用,大家知道政府的钱也是老百姓的税,政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政府,不是过去的“它是阳光雨露,我们茁壮成长”,到了市场经济,这个理论倒过来了,我们是阳光雨露。政府的税收应该走向国际化的标准,慈善大量是做公益服务,做养老、防自杀等等,政府应该投入大量的钱,应该积极发挥政府的功能,但是政府不应该干预慈善组织内部事务,制订好标准法律来规范,不要把慈善组织作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定位边界是这样的,它是独立的,但是我要法律监管,同时资金支持,这样定位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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