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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乌坎转机”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

作者:  时间:2012-02-03

  就比较直接的制度原因来说,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村干部专横、掠夺、村民被迫奋起反抗的对抗局面,一是因为村内选举被少数人所操纵,选举是假选举,或者是选举舞弊很严重,致使“村民当家做主”无以实现,真正实现的只是“村干部当家作主”。二是因为没有设计和安排村级分权制衡体制,以至于每次或真或假的选举产生的都是握有不受制约权力的村干部,他们在两次换届选举之间就是村级独裁者,这就使之有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权力,通过侵犯、侵占、侵吞村民的利益而发财,然后再用这笔不义之财向上贿赂地方官员,以谋得其对自己连任的暗中支持,向下对村民实行贿选,以直接实现当选和连任。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权钱结合的低投入、高产出、可持续的特殊利益的生产线,以至于相当数量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都对此乐此不疲。

  一是没有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做主的关系。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历史惯性下,仍然缺乏放手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放手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思想准备,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以党治民”、“以党控民”,想以党的系统直接控制社会细胞,控制到村和居委会,想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通过村支部直接掌控村级权力。这就必然会与村民的自治权发生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自上而下地干预、操控村级选举、破坏村民自治的种种不良现象,必然会使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从而使村级腐败和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使村民与严重腐败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的矛盾越来越大,使农村的(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使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问题越来越扩散为了官民关系、党群关系、警民关系问题,也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这次的乌坎村事件显然也是这种思想惯性、体制偏差及其普遍逻辑的具体产物,因而也是全国诸多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具体案例。

  二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必然导致严重恶果。现在的乡镇级和县级选举基本上仍然是走形式,这种形式上的选举之后形成的权力结构又不是分权制衡的,而是高度集中的,这就使之也成为了不受制约的权力。村级权力与乡镇级、县级权力紧密相联,这就很容易出现这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相互利用、以权谋私、共同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利益较多的城乡结合部等涉及土地问题的地方,就更是如此。这同时也使县级以上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通过县级和乡镇级权力一直连结到村级村权力,从而形成一个长长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链条,而这个利益链条的基础就是自上而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体系,这个利益链条所要鲸吞的也主要是农民的土地利益。为什么有些人总想以村支部剥夺农民的自治权 恐怕以此攫取巨大的土地利益更是其中的深层原因。这就更与党的性质和任务背道而驰了。至少在客观上,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这是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实际上,这也正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基本思路。革命时期,支部建在村上,支部是村里的权力中心,确实是革命的需要。但执政之后,整个思路就必须转变了。执政党就是执掌行政权的政党。村权力不是一级政府权力,而是农民的自治权。这就使执政党不应通过事实上剥夺农民的自治权而直接执掌村权力,而应是支持农民充分享有自治权,即支持村民当家做主,即使是在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很和谐、甚至在人员上也基本重合时,也要以村委会作为村里的权力中心。党对农村的领导要主要应当“体现在制定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现在还应当体现在领导制定有关法律上,其次才是体现在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上。村党支部的中心工作应当是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以使村里的党员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不再是象战争年代那样是村里的权力中心,即村支部不再是村里的决策中心。

  反之,以事实上的“以村支部为中心”否定法律上的“以民选村委会为中心”,或者是以村支部、村委会两个中心相互扯皮的混乱体制削弱村委会的中心地位,即想方设法以“村党权”否定“村民权”,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否定“村民当家做主”,从而处处与农民作对,不断侵犯农民利益,则就只能使农民与共产党渐行渐远、离心离德,直至导致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悲剧,而这种过程同时也就是党的领导执政能力不断受到削弱和下降的过程。所以邓小平早就指出:不能搞“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2页,《邓小平年谱》第1126页)

  那么,如果一些地方的农村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又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这跟国企里的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样,是无关大局的。农民心目中的“党”实际主要是“北京”,而不是身边的“熟人党员”。只要“北京”切切实实地给了农民以政策性、制度性、公共福利性的大利益,农民就会说共产党好,就会跟共产党走,也就不可能出“陈胜吴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某些农村党员表现不佳,党也可通过对于农村的原则性、宏观性、制度性的领导,确保实现党对农村的全国性领导。不仅如此,只要是充分地实现了“村民当家做主”,农村党员就不再可能享有不受制约的村权力了,也不再会被这种权力所腐蚀了,这对农村党建将会大有好处,对于改善党的整体形象也将大有好处。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判明,虽然在乌坎事件中,已经腐败的村支部及其控制的村委会彻底解体了,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随之成为了唯一的权力中心,但广东省委、省政府仍然肯定了它的合法性,并正在与之合作解决问题,这并不是否定了党对农村的领导,而是扬弃了过去在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上自相矛盾、进退失据的模糊思路,不再将村支部不是村权力中心视为否定党的领导了,从而从根本上肯定和支持了村民当家做主,即以面对人民要求、面对现实的改革精神,很好地践行了“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指导思想,从而一举扭转了紧张危局,并开辟了基层民主改革的新航路。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根据前述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村民自治的重要论述,根据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根据宪法第111条关于“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的规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重新修订《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不再在作出与所有这些原则和规定都相矛盾的诸如村支部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领导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等规定,与明确取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样,也明确取消“村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体制”,并参照体现了党政分开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986年)中关于“企业党委应当积极支持厂长行使经营管理决策和统一指挥生产活动的职权”,“保证厂长负责制的实施,推动和促进生产经营和各项任务的完成”的规定,也对村支部的相当于企业党委、机关党委的地位和职责做出明确的规定,即以党内制度进一步地支持、确立和保障村民自治。而从宏观上来看,这才是真正的领导和支持村民自治。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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