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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许纪霖:社会改革须有基层设计

作者:  时间:2012-04-13

  [导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称,不要认为政治制度改革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一个好的制度,不仅需要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合理化,而且,需要与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相衔接、相协调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出版有《无穷的困惑》、《智者的尊严》、 《中国现代化史》(主编)、《寻求意义》、《许纪霖自选集》、《另一种启蒙》、《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2003)、《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编)、《回归公共空间》、《读书人站起来》、《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等著作。

  日前,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肯定了广东开放社会组织登记的做法,称将在全国推广“广东经验”,社会组织无需业务主管单位,可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这一信息为久被压抑的民间社会开了一扇门。

  1949年后,毛泽东时代,实际上以“全能主义政府”消灭了社会,代之以一套强大的权力系统。1978年后,学术界、思想界对社会的缺失(建议直接用社会的缺失,我认为含义更广一点,也避免和下一句重复)多有反思。近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发育民间社会,增加社会活力。

  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一直在呼吁重建公民社会和公共伦理。他认为,当今中国,乱源在人心,必须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建文化和伦理秩序。而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重建,又要以社会的重建为基础。

  近日,许纪霖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指出,民政部松绑社会组织登记,可视为一种在顶层设计整体考量之下,针对社会建设的基层设计。他认为,基层设计与顶层设计同等重要。如果没有基层设计,顶层设计就失去根基,变成空中楼阁。而改革是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的结合。

  许纪霖认为,“广东模式”继承了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来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民政部此次对广东经验的肯定,其实是在全国推广“广东模式”。放在顶层与基层设计并行的视野下,这种执政理念已超越了社会组织管理问题,而是释放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号。

  以下是财新记者与许纪霖教授关于社会重建的对话。

  问:如何看待此次民政部对“广东经验”的肯定?

  许纪霖:我把社会组织不再需业务主管单位、可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视为广东模式的一部分。“广东模式”,按我的理解,它实际上是承继了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来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

  上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对中国的改革,一个战略思路是“小政府大社会”,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全能主义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包办、控制、管理一切。30年前,小平同志一方面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另一方面要求尽量扩展社会的自主性。

  这样一个思想、口号,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是整个中国的主流思路。但是,这十多年,我们发现,这个思路讲得很少,更多的是讲提高、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而我理解的“广东模式”,恰恰在这一点上继承了小平同志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这个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看,由广东省率先试行,现在被中央高层肯定并由民政部具体执行的做法,就不是一般意义上针对社会组织管理等政策上的具体措施,在我看来,这是延续上世纪80年代改革精神、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战略的落实。

  虽然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往哪里摸”是个大问题。你要到哪个彼岸去,方向不能搞错。只要这个彼岸是清楚的,是“小政府大社会”,我们今天摸这个石头,明天摸那个石头,总是有希望达到那个彼岸的。

  问:为什么大社会是重要的?为什么要警惕政府扩张?

  许纪霖:这两年,温总理多次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此相适应,这两年有一个说法叫做顶层设计,就是说,中国要在涉及国家、宪政制度等重大问题上,有一个顶层设计。我也非常赞同中国要有顶层设计,但另一面,中国除了顶层设计,还需要一个基层设计。

  我们不要认为政治制度改革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一个好的制度,不仅需要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合理化,而且,需要与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相衔接。社会本身不是政府管和不管的问题,而是需要一个我称之为基层设计的问题。

  我们说,“市民社会”、“公民社会”,都是这个基层设计的核心内容。如果你没有基层设计,只有顶层设计,那么这个顶层设计就是空中楼阁,建立在沙滩上的,没有社会作为基础和支撑,非常脆弱。正是因此,民国初年的顶层设计后来整个都失败了。

  政治除了是一套制度,还是一套文化。这种开放的政治文化,必然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利益的人,如何学会坐下来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相互交换想法,交换利益,最终形成一个日常生活的秩序,这是一件大事。社会要有活力,每个人要成长为公民,首先要从地方和基层做起,从与人们切身相关的事做起。

  问: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这样的社会自治传统?

  许纪霖:中国历史说是说皇权专制主义、国家专制主义,但实际上,国家的权力对于基层来说是有限的。中国大部分朝代基本民众还能安居乐业,很重要的一点,传统的中国是有社会的。中国那时候在底层有一个叫士绅社会。那时候国家权力只到县,县以下,基本上都是以士绅、儒家士大夫为主,来进行乡村的自治。到了清代以后,连城市管理也是这样。

  一个基层组织里,有一些士绅作为地方精英,然后以儒家为共同理想,形成一套乡村的秩序,包括慈善、救济、消防、祭祀、处理邻居纠纷等,这些都不是政府来做的。那么这就留下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乡村自治传统,这个和现代化以后,从西方社会过来的市民社会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所以从这点而言,我想说的是,中国现在需要的基层设计的核心是,要实现一个晚清从梁启超、孙中山开始就提出的理想:地方自治、乡村自治。

  问:这当中社会组织起到什么作用?

  许纪霖:怎么做?社会组织的意义就出来了。人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群体的动物。为什么古代人也好,现代人也好,都需要社团,团体,社会组织。这是一个人类自身的人类性,作为一个群居动物的必然所在。

  中国古代社会是士绅管理,不要以为士绅作为领袖,下面都是分散的老百姓,他去管理。现在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古代的乡绅社会,社会组织很发达。现代社会更是这样,因为社会分工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组织。

  现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你的个人利益,实际上是无法通过自我实现的。去寻求和你利益相近的人,或去寻求和你趣味、信仰、价值相近的人,组成一个团体,然后大家寻求共同的利益、信仰、价值所在,与不同团体的人打交道,表达利益和价值诉求,解决利益和价值关切。

  问:有人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会对执政党和国家构成威胁,你怎么看?

  许纪霖:社会的这种自治力,不是削弱了政府,反而恰恰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由于某种突发事件,一旦政府出现“行政失灵”,就无法控制社会。这个时候,可以想象,没有好的社会管理系统的话,肯定是天下大乱。

  但是,一旦有了正常的社会组织,它是乱不起来的。这是因为,社会可以有效地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这是我们说改变过去以政府控制为中心的刚性稳定,实现以社会自治、社会自我管理为核心的柔性稳定的关键所在。

  这个组织很重要的一点,就像中国过去的士绅社会一样,它可以产生地方精英,草根精英。这些精英应该在地方组织中产生,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威望,能够在地方上组织地方事务,公共事务,弥补政府的不足。有这样一批人存在,才会有真正的稳定。

  记者点评:

  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许纪霖学术思考中一条清晰的脉络是,他在试图为自己及中国人寻求一个精神栖息之所。许纪霖对基层设计的强调,把改革的视角拉回到人的维度,其出发点是人究竟何为人,社会如何成为社会,国家与社会如何相处。他试图在人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制度设计之间架起一座阶梯。回归人的属性,这也应是一切政策考量的出发点。(我觉得用重大课题这样的词,比较宏大叙事,跟前段说的不是特别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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