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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张春贵:新媒体能否促成中国的“进步运动”

作者:张春贵  时间:2013-12-20   浏览次数:0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诸多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类似的问题,新媒体的发展也催生了与当年“扒粪运动”相仿的“网络问政”现象,给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带来一些变化。许多学者期望,中国社会能通过新媒体促成一场“进步运动”,实现社会的快速转型。但由于新媒体自身的不足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局限,我们不能对其作用期望太高。社会的进步、转型还是要通过加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和协商渐进有序地实现。

  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美国进步运动时代的情形。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虽然经济繁荣,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通过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遏制。有些人认为,当前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以实现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的目标[1]。

  目前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确实与百余年前的美国有相似之处。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三重转变。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特点,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官员贪腐、信仰缺失、食品安全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在中国发展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新媒体参与社会事务。新媒体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许多特点,如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个性化、分众化,以及传播过程的互动性、便捷性、即时性、开放性、低成本等,社会管理部门很难用控制传统媒体的方法控制新媒体。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思想启蒙、监督公共权力、促成民主对话、增强社会管理合理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催生出与美国当年的“扒粪运动”相仿的“网络问政”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人们某种希冀:新媒体能否推动今日中国社会的“进步运动”?毕竟当年美国的进步运动,就发轫于新闻界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

  一、新媒体给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带来的变化

  许多人把新媒体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但就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新媒体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近年来的许多重大社会事件都是通过新媒体进入公众视野,发展成为舆情事件,并最终在民众的监督下得到妥善解决的。新媒体对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改变了一些事件的走向,也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一些显著变化,“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2]。

  (一)新媒体突破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模式

  信息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什么样的制度,社会管理者都会努力控制信息的传播。正如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所指出的,信息传播总是沿着含有某些“关卡”的渠道流动。这些“关卡”的“守门人”,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个人意见、偏好,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递。媒体的发展,从报刊、广播到电视,传播的数量和力量在不断扩大,但都未能突破“守门人”模式,因为这几类媒体都是由少数专业人士来操作的。

  进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以越来越快的步伐,颠覆了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模式。特别是“推特”、“微博”等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自媒体”时代,传统专业媒体在信息获取方面失去了对普通民众的优势,“守门人”地位被动摇。

  新媒体制胜的关键首先在于,它不仅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也绕开了信息流通的“关卡”,部分突破了信息管控。如2011年的“7·23”甬温线高铁事故,仅过了4分钟,就有网民通过微博报料,比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的第一条关于此事故的报道早了两个多小时。随后,众多事故幸存者纷纷用微博“直播”现场情况。在最初一段时间,微博成为人们获知事故进展情况的主要渠道。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2012年8月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指出,2011年通过新媒体首次曝光的舆情事件占全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的65.2%,已成为舆情事件首次曝光的主要渠道,通过传统媒介曝光的不足前者半数[3],说明微博已成为舆论风暴中心和事实上的主流媒体之一。

  新媒体的传播者和受众也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是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数量达到4.2亿,手机微博用户数量增至2.02亿。这么多的用户发出的信息几乎是无限的,也意味着从源头上通过“守门人”控制信息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允许新媒体存在,就意味着信息传播的最大化。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就是信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切合现实过。201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人民日报》现在发行量是280多万份,而“微博女王”姚晨的粉丝有1955万。这意味着,姚晨每一次发言的受众,即便不算微博转发后的间接传播,也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4]。他将姚晨称为“我们的‘对手’”。拥有微博,以一人敌一社,可算作新闻业为“受众所动摇”的一个注脚。

  (二)新媒体构建了民意表达与思想碰撞的“网络舆论场”

  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也大大改善了民意表达渠道狭窄的局面。网络空间不仅近乎无限,其言论尺度也比传统媒体宽松许多。在传统媒体不能说的话、不能谈的事,都可以在网络上讨论,所以许多社会事务都被搬到网络上来,在网民的“围观”下得以解决,大有取代上访的趋势。如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因其老家的住房被强拆,多方交涉并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都没有取得满意结果,遂转向网络。他于2010年12月在网上发表了致潍坊市委书记的公开信,影响很大,对地方政府造成很大压力。2012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推翻了山东省政府就此项拆迁所做的裁定。

  新媒体也为思想传播带来很大方便。新媒体制造出大量的不直接针对现实的思想性舆情事件。如2011年美国“9·11事件”十周年之际,新媒体纷纷推出相应的专题节目,密集报导美国政府的纪念活动及其在十年间所采取的种种善后措施,一时成为舆情焦点。不少当年因美国被袭而欣喜谩骂的青年在网上表达忏悔之意,忏悔成为互联网上关于此事的主题之一;美国政府处置灾难事故的态度与措施,也被广泛拿来与一些地方政府作比较。类似还有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黄苇町先生发表《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引发的舆情关注;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朝鲜领袖金正日去世引发的关注等。

  思想性舆情事件没有现实的直接针对性,网络监管部门也较少干涉。但就在这种事件的潜移默化或者理论交锋中,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观念改变了,民众对政府官员、具体事件的评价也就改变了。近两年屡屡发生官员由于说话不慎、动作不当(如官员视察有人打伞)等引发的“围观”风波,甚至为此丢官、入狱,就是多元思想理念碰撞的结果。

  (三)新媒体开辟了舆论监督和反腐败的“网络新战场”

  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在监督公共权力方面的不足,成为民众监督政府的利器。新媒体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聚合全社会的力量对某些政府行为进行监督。

  新媒体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如在2012年7月北京暴雨灾害之后,遇难人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民众一再追问下,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逐一念出遇难者名单。

  新媒体为民众监督政府官员任免提供了方便。近两年各地政府换届,官员任免频繁。网民们通过新媒体对很多任命都提出了质疑,如河北省馆陶县“最年轻的县长”事件,湘潭市岳塘区“90后”女干部事件,山西吕梁文水县女商人“吃空饷”、“变身副县长”事件等。组织、人事、纪检、司法部门根据网民提供的线索,对这些违法、违纪任命进行了查处。

  新媒体也成为民众反腐的“利器”。传统的民众反腐活动需要依赖一定的组织和渠道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拖延和信息的耗损不可避免,中间环节还可能遭受非正常干扰,使反腐败行动半途而废。借助新媒体,民众可以跨越诸多中间环节,一旦发现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腐败线索,便直接向嫌疑对象提出质询。如江苏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浙江东阳“公款按摩局长”韦俊图、广西来宾烟草局长“日记门”、河北王亚丽造假骗官案等,都是网民先在网络上曝光官员贪腐的线索,在广大网民跟进的过程中,纪检、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的。

  借助新媒体,民众对公权力的监督可以覆盖行政程序的每一环节与细节,表现出大众化、日常化和具体化的特征。这是以往任何时代、任何监督形式都无法比拟的。

  (四)新媒体提高了“社会力”

  我国社会的“大政府、小社会”结构越来越受到诟病,社会建设的问题屡被学者谈起,“社会的生产”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问题。根据胡泳先生分析,互联网是最有希望促进社会成长的力量:“一个独立而富有参与性、抵抗性的公民社会正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互联网)可以增进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导致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壮大。”[5]

  新媒体对社会力的加强,首先是在社会议题的设置上,新媒体打破了专业媒体和政府主导的模式。普通网民随时可能客串一下“记者”角色,新媒体成为热门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的信息聚集点,这使得网络舆情议题更加难以预测。如2011年10月份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这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从传统媒体的眼光来看,并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但凄惨的现场录像被放到网上,立即受到无数网民的关注,由此竟引发一场关于道德的全民大讨论。

  其次,新媒体具有速度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公权力约束,构建起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讨论空间。一个事件或公共话题,在管理部门来得及反应之前被发布出来,几小时之内就会有上万人甚至是十几万人的围观、转发。即使设置了屏蔽词,网民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隐语或以无厘头的形式来讨论或表达,如通过“膜拜”苍井空,表达对空虚道德教化的不满。

  最后,新媒体在扩大公民活动空间方面也有很大潜力。从其产生之初,新媒体就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2011年1月,于建嵘教授在新浪微博倡议“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开博10余天就吸引了57万多网民回应并展开行动,形成声势浩大的民间打拐行动。

  一些微博动员事件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响应,出台了相关政策,形成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如2011年3月份,《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等500名媒体人发起贫困学童“免费午餐”活动,获得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支持,并最终促成了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膳食补助政策的出台。

  二、新媒体的局限

  新媒体自身也存在诸多局限,有的是自身固有的弱点,更多的则是外部环境制约造成的。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力度。

  (一)网络谣言众多,垃圾信息泛滥,削弱其公信力

  新媒体的自由度较高、信息海量,这既是其长处,也是其弱项。因为缺乏“守门人”的过滤,谣言借助新媒体传播更快、更有影响力,成为引发社会振荡、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例如,日本大地震后,谣言引发抢盐风波,扰乱了市场秩序;2012年4月份更是出现了“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谣言,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

  一些传统媒体也被网络谣言泛滥拖累,陷入谣言风波。如“后妈虐童”、“艾滋女事件”、“金庸去世”、“上访村长被害”等谣言,都从网络进入到传统媒体。2011年“国税47号文件”谣言在新媒体上爆出后,经过多家报纸转载、放大,以讹传讹,蒙骗了许多媒体,甚至包括国家级的电视台。这都深深地暴露了新媒体自身的缺陷,导致了人们对于来自网络的消息的天然质疑。

  此外,新媒体信息“碎片化”的表达方式容易造成信息的泛滥失控,反倒阻碍了正常的信息传播。经过网络谣言“洗礼”的人们,也开始重新估量新媒体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媒体回归。

  (二)群体极化、价值分裂,降低其建设力

  网络民意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和宣泄性,因此人们借助新媒体参与公共事务时,更容易发生“群体极化”现象①,程度也高于现实世界。我们不能笼统说“群体极化”是好还是坏,因为正是有大量网民群情激奋、一致行动、持续关注,才推动了很多事情的解决。但群体极化确实也会给正常的管理行为与决策带来很大的压力,容易形成“舆论暴力”,网民常常以极端化、情绪化的语言发泄不满,动辄使用“人肉搜索”,给被搜索人带来精神负担和生活不便。万一搞错了,却无人承担责任。

  新媒体也会加剧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分裂与冲突。网络的开放性为意见聚合提供了方便;网络的匿名性则促进了网络言论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的倾向。每一种意见都能迅速在网上找到自己的“知音”和支持者,扩大自己的意见队伍,也就意味着不同意见之间的鸿沟加大,民意整合和达成基本共识的难度相应提高了。

  思想交锋对于繁荣文化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社会管理来说,缺乏基本共识往往会引发现实矛盾的激化。特别是个别拥有众多粉丝的知名人物发表不当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如孔庆东骂港事件,不仅引发香港市民的愤慨,部分港人还通过社交网站组织起来到香港中联办抗议,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特首参选人都出面反驳和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族群对立。

  (三)网络民粹盛行,加大社会管理难度

  新媒体的功能便捷,也使得网民越来越年轻化和低学历化。很多网民对社会公共事件抱有很大兴趣,但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进行理性判断和分析,对事情的判断主要依靠直觉和惯性思维,习惯于简单化、泛道德化的批判,就形成了网络民粹思潮。

  网络民粹思潮通常对政府持怀疑、否定态度。许多人抱着“你不辟谣我还怀疑,你一辟谣我反倒相信”的态度看待政府对许多事件的表态,对政府辟谣常常做反面理解,例如2011年初浙江乐清钱云会车祸事件。尽管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但从一开始就有不少人相信,钱云会死于当地政府策划的谋杀,为此还造成警民冲突,使得事件的处理一波三折。

  网络民粹思潮有其合理性和现实依据,政府和精英也不是不可以质疑。但网络民粹思潮往往把怀疑政府和精英的倾向推到极致。凡是和官员、专家、富豪有关的负面事件,都会激起条件反射式的反对和批判。如药家鑫案,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的关于药家鑫的“家长有权有钱”、“药父身居我军军械采购要职”等传言,药案也被塑造成“草根与精英的较量”。在当下中国司法公信不足、社会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这些言论得到广泛传播,对药的父母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四)新媒体缺乏与现实体制的接合渠道

  新媒体最为根本的缺陷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影响,目前仅停留在舆论压力的层面上。舆论压力要经过多个环节的转化才能产生现实作用。民众通过新媒体表达意见,形成网络舆情热点,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往往取决于舆情的声势、规模的大小。

  由于缺乏网络民意与社会管理体制间的制度性转化渠道,有关部门往往采取“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态度。多数情况下,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如近两年在网络舆论压力下被撤职的官员纷纷复出,尽管网民对每一次复出都表现出强烈的质疑,但一点也没有影响,无形中抵消了此前网络监督的实效。

  又如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与揭发腐败的功能,由于目前还没有一部权威的法律对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的程序、方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反倒催生了网络删帖的热门“生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力度。

  三、新媒体当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美国的“扒粪运动”何以能推动“进步运动”?首先,当时美国社会有一个成熟的新闻出版业,能及时反映各阶层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和建言,能沟通上下、官民和各阶层之间的交流;其次,美国社会有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社会与政府有着良好的互动。民意能够通过制度性渠道上升为法律,政府也能及时回应民众的诉求,从而积极推动社会改革。

  相比之下,新媒体在我们社会所起的作用,是远不能和进步运动时代的美国媒体相比的。但这并不是说,新媒体对社会进步无能为力,只是我们不能对之期望过高。要想发挥新媒体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需要媒体、民众、社会管理机构的共同努力。而就目前形势来说,后者所起的作用更为根本。

  (一)新媒体运营机构要加强社会责任担当

  媒体是社会公器。在市场条件下,新媒体运营机构不免要追求经济效益,但只有那些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关系的媒体才会真正成为有力量的媒体。有些媒体热衷于商业炒作,以经济利益来衡量社会事件的报道价值,以新闻的“可消费性”满足市场需要,甚至不顾媒体的社会责任,以传播谣言来吸引公众关注,这样的媒体肯定“行之不远”。

  新媒体要充分发挥民意表达主渠道的作用,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社会事件,正确引导事态的发展;也要利用技术优势和舆论优势,捕捉重大社会新闻题材,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配合网络民意揭示社会治理当中的深层次问题,为社会管理决策提供良好的信息管道和政策建议,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设互动的桥梁。

  (二)民众需加强媒介素养

  就民众而言,通过新媒体发表意见是弥补政治参与不足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环境下,个人公开表达政治诉求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新媒体的匿名性使得公众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这是新媒体受到民众热捧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也应警惕,公民滥用话语权的危害也不可小觑,尤其是那些违反公共精神和法律底线的言论以及谣言等,往往会引发公共管理危机。提高民众媒介素养,理性、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恰当地表达个人意见,是民众通过新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前提。

  (三)社会管理者既要宽容、扶持新媒体的发展,也要加强对新媒体的引导

  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新媒体发展壮大和发挥作用,最终还是取决于社会管理者如何看待、引导新媒体。

  首先,社会管理者既要鼓励网络问政,也要加强网络执政。

  对于网络问政,社会管理者不应视作对权力的干预,而应视之为对公共治理的补益。社会管理者应鼓励民众通过新媒体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并借助新媒体加强与民众的对话、沟通;还可以通过新媒体协调行政运作,打破时间、空间、行政部门的层级以及社会成员的等级之间的限制,及时传达政府的施政意图、方针与政策,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力。

  提升网络执政能力,及时、合理地解决民众关注的重大问题,不仅会产生直接的社会效益,还会提升社会管理部门在公平、正义等价值层面的形象建构。

  其次,既要支持网络民意表达,也要加强对网络思想阵地的引导。

  民众利用新媒体发表个人见解,实现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融合。在这个平台上,民众的价值诉求通过整合、发酵,逐渐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和舆论导向,客观上形成了思想的多元化,这对社会管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新媒体主导的信息传播环境中,社会管理者处于一个较为微妙的境地。这就要求社会管理者加强对网络思想阵地的引导,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维护国家的信息安全。社会管理者不仅要加强网络管理队伍的建设,更要改进工作方式、技巧、手段。在这一点上,决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最后,既要借助新媒体加强社会建设,也要注意防控其带来的风险。

  新媒体强化了民间社会的力量,逐步形成了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新媒体在推动社会冲突方面的能量不仅在国外社会革命中有所体现,在国内的群体性事件中也屡有效验,如厦门、大连反PX项目活动中所表现的。社会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网络舆情的调研与应对,及时发现和消除民众的不满情绪,把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时制止在萌芽状态。

  新媒体扩展了公共话语和民意表达空间,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遇,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有了明显改观,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受社会文化传统和体制的约束,新媒体不可能像美国“扒粪运动”那样大幅度地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加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和协商渐进有序地推进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孙立平.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J].金融博览,2011,(4).

  [2]祝华新.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J].中国改革,2011,(10).

  [3]谢耘耕.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张研农.在风云激荡中引领思想,在众声喧哗中回应民意[N].东方早报,2012-04-27.

  [5]胡泳.2011,中国网络舆论的三大变化[J].党政干部参考,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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