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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社会建设之我见:趋势、挑战与契机

作者:周雪光  时间:2014-01-17

  中国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后,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的课题不可避免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及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领域,《社会》杂志就该主题组织笔谈,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我想就有关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和未来面临的挑战提出几个基本判断,以此来组织我的讨论,并将相应的政策性意义和思考穿插和蕴含在这些讨论之中。

  一、基本判断之一:中国城镇化过程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

  目前关于城镇化的许多讨论集中在经济领域,将城镇化看做是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的过程,或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我看来,城镇化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是一个引起深刻社会变革的过程,将会加速推进中国社会运行和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未来发展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几个大趋势来解读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

  首先,城市本身的多元化发展。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城市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已经发生多年,至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在各个方面展开的线索:在人口构成上,除了传统城市居民外,郊区农民的城市居民化,农民工的流动人口,其他外地包括海外流动而来的就业人口等占到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在经济活跃的一些城市,外来人口接近甚至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在组织制度上,虽然传统单位制在一些领域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脱离传统的单位制,这意味着城市居民大多置身于传统管理体制之外。而在城市生活中新出现的各类组织在形式上趋于扁平化、网络化、非正式化,与传统的正式组织中的权威关系迥然有别。在观念制度上,随着全球化过程和通讯技术发展,中国社会与其他文化发生着全方位的交流,一统的观念体制难以为继,而形形色色的利益共同体、共识社区以不同形式在城市的不同领域中大量出现。所有这些趋势都意味着,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组织内外的权威关系以及民众对权威的认同和顺从正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化。

  其次,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过程不仅仅是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从农业生产领域转到城市就业领域,而且意味着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制度的转型。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乡土社会,农村宗法制度和乡邻互助的社会关系提供了维系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缓慢延续的基础。农业社会的分散居住、村自为政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风尚习俗、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积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封闭性、局部性、本土性。在传统的“政不下县”的国家治理模式中,中国农村在很大程度上自为而治,借用历史学家杜赞奇的概念来说,即由各种宗法关系和社会群体间稳定的关系搭建起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和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正是在这些基层社会的文化网络中蕴藏着中国社会与国家运行的深层密码。虽然国家政权在当代社会的延伸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制度。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1958-1976年期间的集体化过程只是小农经济的一个短暂中断。虽然集体化阶段的遗产至今仍然继续,但传统农村社会的社会制度和关系即使在集体化过程中仍然以各种隐蔽的方式持续着,并在后集体化时期得以再生扩展。改革开放时期的市场经济拓展主要发生在城市范围中,农村改革特别是土地承包的实质可以说是回归到传统农业社会的模式。在这一大背景下,农村和农民长期以来徘徊于中国政治运行过程的边缘。

  但是,随着城镇化过程的进程和农业商品化,传统农业社会生活在物理空间、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在发生重大改变,传统社会制度正在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城市化过程的社会学意义正在清晰地浮现出来。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传统乡村与城镇化后社区的组织形态。在传统乡村中,村民不仅在物理空间上聚居一处,而且还形成一种以传统的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有机的集体,这种集体又通过田间劳作的互助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而不断延续和强化,通过村庄间集市贸易、婚姻亲友关系形成区域性社会关系网络。换言之,农村社会不仅仅是一村一居住地的物理空间,也是一个与邻近区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空间。即使农民外出打工,会暂时脱离原有的社会网络,但一旦回到家乡,就会立即融入其中;而且他们在外出打工过程中,还会将这个社会网络带进城市,在异地继续延伸、修补和重新组合传统的社会空间。与此相比,城市化过程将导致和固化一个新的物理空间:也许一个村庄的村民整体地搬入(或就地进入)一个城市小区的各个楼房,或者一个村庄共同体的成员分散到不同的楼盘、社区。即使他们的物理空间变化不大,但是其社会空间却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没有了田间劳作互助的需要,日常生活被城市打工、上班的节奏所重新安排,新一代的社会交往和婚姻家庭也会随着新的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范围的变化而发生质的改变。这一过程其实伴随着农民工大量流动的态势已经在悄悄发生,而城镇化过程使得它们汇集成巨大的洪流。农村征地、农民进城、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新问题伴随城镇化过程将农村推向了中国政治的前沿和中心。

  城市业已发生的多元化过程与日渐加速的城镇化过程汇合在一起,将对中国社会已有的传统组织和正式组织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城镇化过程的重要特点是传统中国的社会自我组织机制、解决问题的能力随其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弱化甚至消失。与此同时,有一系列问题亟须我们解答: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新的组织方式是怎样的,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何在?城市社区中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群体的组合和边界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城镇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新型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将左右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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