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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邵光学 刘娟: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作者:邵光学 刘娟  时间:2014-09-11

  从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到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变化。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存在着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主体、主体承担的责任、实现形式、实践路径等方面。从二者的比较可以看出,社会治理使得公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高涨,公民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密切,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因此,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尤为必要,加强社会治理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主要途径。

  1998年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出现了“社会管理”一词。随后,“社会管理”一词频繁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中多次提到“社会治理”一词,并且单列一章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

  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

  “社会管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98年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强调政府的基本职能在于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之一。在第五部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在谈到“维护社会稳定,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时指出,“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在这里,社会管理被列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途径。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角提出完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这就把社会管理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紧密联系起来。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突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并对如何加强社会管理作出了重要部署。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论述表明,社会管理的创新途径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政府负责,实现社会协同,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参与。这就改变了以往强调单一政府管理的模式,突出了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协同管理,标志着党对社会管理认识的深化。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强调了加强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同时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加强社会管理的具体途径进行了部署。这表明党对社会管理的认识实现了从宏观层面到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转变,也表明党对社会管理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作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它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同时强调“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的角度提出了建设更加健全的社会管理体系的要求。在重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同时,提出了“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新要求。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一致,体现了党的社会管理思想逐步成熟。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列为“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并从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角度突出了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这就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层面的社会管理,使得社会管理的内涵更加丰富。

  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角度强调了党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党在社会管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将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作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点工作。

  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角度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作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并从法律、体制和能力建设方面对加强社会管理进行了部署。

  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强调了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社会管理和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了从社会管理格局向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变,并且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增加了“法治保障”这一新内容。这就体现了社会管理与依法治国的结合。同时对社会管理的措施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强调“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其次,强调“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最后,强调社会管理的重点工作在于“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列一章部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方面对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行了阐述。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适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表明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是党的执政理念提升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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