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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

作者:  时间:2013-12-18   浏览次数:0

  1985 年9 月在航行于长江的巴山号邮轮上召开了一次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著名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的。这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转折时刻所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从9 月2 日巴山轮自重庆起航时开始,至9 月7 日到达武汉时结束,历时六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 ;刘国光等,1985) 。

  一、巴山轮会议的背景

  在介绍会议的内容以前,先了解一下当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背景是有必要的。

  我想从当时经济改革所处的大背景谈起。当时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的重点正在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的改革比农村的改革要复杂得多,它要求改革国有企业,把微观经济搞活,从而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上要触动计划经济的核心———实物指令性计划,并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众所周知,我国从1978 年底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经济生活有迫切需要但理论准备又颇为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尽管上世纪80 年代初期曾经从东欧的改革中学习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理论和经验,但直到1980 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常常被称为经济工作者) 和经济学者(常常被称为经济理论工作者) 对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和调控,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如何转向市场经济(详后) ,仍然是相当陌生的。因此,把中外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研讨中国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就成为中国人总结自身的经验和借鉴外国的经验的一次良好的机会。可见, 我国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 是巴山轮会议应运而生的重要背景之一。

  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探索是一个历史过程。把巴山轮会议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是颇有意思的。众所周知,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在经济生活中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的作用。1979 年春在无锡召开的价值规律讨论会,强调的也是如此。不过,当时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术界,从总体上来说都还在探索如何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框。正因为如此,1982 年秋举行的中共十二大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强调的是指令性计划。不过,这种情况到了1984 年有了较大的转机和进展:1984 年10 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强调的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我认为,这是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或转折性的一步。尽管在表述上同后来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 年)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 年) 仍然有所区别,但是,既然从总体上确立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那就为广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讨论如何走上市场经济的广阔空间。我认为,这是1985 年能够举行巴山轮会议的重要背景。试想,如果当时还处在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和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情况下,难道能够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吗? 人们常常说,中国自从1978 年底以来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1978 年底至1984 年秋的改革,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还仅仅是做了一点破题的工作(或称起始而非转折的工作) ,换言之,还仅仅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中“嵌入”(built2in) 市场机制,还没有把整个经济的运转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然而,1984 年的《决定》则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或者说有了一个转折点。

  以上所说的是巴山轮会议的经济转型背景,或称大背景。应该说,巴山轮会议还面临着一个1984 年下半年至1985 年上半年所出现的经济过热的背景,或称小背景(直接背景) 。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如上所述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而且提出了20 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上下对于改革和发展的热情都十分高涨,各地纷纷要求扩大投资规模,在提工资和发奖金方面也竞相攀比;财政上实行分灶吃饭,货币和信贷上实行扩张政策。到1985 年初,出现了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局面。这种局面的集中表现则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不利于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正如薛暮桥同志在巴山轮会议的开幕辞中所说的:“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现在我们还不善于加强宏观管理,所以,微观放活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漏洞。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就出现了银行信贷基金失控和消费基金失控,给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增加了困难⋯⋯防止消费基金失控,特别是防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所造成的信贷失控,是我国目前宏观控制中重大的问题”(薛暮桥,1985)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副院长和我为会议提供的文章中也对当时经济过热的背景进行了如下的概括:

  1、经济增长速度过快,1984 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1412 % ,1985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11 %。

  2、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情况加剧,1984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18 % ,银行在工资、奖金方面的现金支出增长2213 % ,大大高于国民收入增长12 %的速度。

  3、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1984 年银行贷款总额增长2819 % ,货币流通量相应增加(刘国光、赵人伟,1985) 。

  林重庚先生在研讨会的综述中也对当时经济过热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述:

  1、信贷过分扩大,重要原料、能源及交通短缺和紧张,导致在许多情况下国家规定的牌价和市场价格之间差距巨大。

  2、国际收支平衡的急剧恶化。

  3、工资—物价的螺旋形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林重庚,1985) 。

  应该说,上述的大背景(经济转型背景) 和小背景(经济过热背景) 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叠合或叠加(overlap) 在一起的。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研讨宏观经济管理问题,就不仅要涉及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一般问题,而且要涉及经济转型初始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特殊问题;不仅要涉及间接调控中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要涉及直接调控逐步放弃和间接调控尚未相应地建立和健全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对于与会者来说,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利于研究中国这个特殊的案例(case) ,而且也有利于丰富对市场经济和转型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国际经验。

  与会的国外专家是由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先生出面邀请来的。这些专家都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在各自的相关领域具有代表性。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 James Tobin) 对非集中性经济的宏观调控及其手段具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 和弗·布鲁斯(W·Brus) 则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病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阿莱克·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Cairncross) 不仅对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宏观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对英国在二战以后从战时的硬控制经济到和平时期的软控制经济的过渡具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 则对战后德国经济复兴中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独特的经验。其它外国专家,如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拜特( Aleksander Bait) 、美国的里罗尔·琼斯( Leroy Jones) 、法国的米歇尔·阿尔伯特( Michel Albert) 和日本的小林实,也都在经济研究或经济决策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与会的国内专家主要是来自政府决策部门的经济工作者和来自研究部门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在他们中,既有像薛暮桥、安志文、马洪这样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也有像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这样相对中年的经济学家,还有像郭树清、楼继伟这样年轻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的年龄和工作岗位不同,但当时都是矢志改革并站在改革前沿的经济学家。

  可见,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基本上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决策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自东欧的或对东欧的改革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经济转型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从与会人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仅仅吸取东欧的经验、停留于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而是要进一步吸取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经验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换言之,与会人员的组成同上述经济转型出现转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林重庚,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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